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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心理如何化解和克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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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只有5毛钱。我们不能说这是真正的爱情因为他同时与很多女孩来往。他没有走在正路上。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说：“如果她只是喜爱玩乐，这个女孩不适合我。”对于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这是不同的估计。
　　“这年头，即使是在小镇上，一周5毛钱也无法让女孩玩乐。老头子不愿再给我钱了。我气坏了，心里总是想怎样可以多弄点钱。”
　　常识会说：“也许你可以四处找找，多赚点钱。”但是他想赚轻松钱，他想有个女朋友，也只是想自己乐乐，不是为别的。
　　“一天来了个男子，我跟他混熟了。”
　　来了陌生人的时候，这对他又是一个考验。有适当合作能力的男孩是不会被引入歧途，但这个男孩却有可能。
　　“他是个聪明的小偷。很聪明，很能干，精通此道。他会与你分钱，不会陷害你。我们在这个镇上许多次都得手了，没有被逮住。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干这一行了。”
　　我们得知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工头，这家人刚刚能收支相抵。除了这个男孩，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直到他有劣迹为止，家里没有人犯过罪。我很想知道相信遗传的科学家会对此如何解释。这个男孩承认，15岁时，他便与异性发生了关系。我肯定有人会说他好色。但这个男孩对其他人不感兴趣，只想享乐。任何人都可能好色。实际上，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寻求别人的欣赏——他想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
　　16岁时，他与一个同伴因闯入私宅行窃而被捕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符合并且证实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他希望在外表上显得成功，吸引女孩的注意，在她们身上大把花钱以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戴着宽边帽，系着红丝巾，腰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西部歹徒”。这是个虚荣的男孩：想看上去像个英雄，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对所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说：“还多得多”。他完全不顾忌别人的财产权。
　　“我并不认为生命值得一活。对于一般的人，我只有最强烈的蔑视。”
　　所有这些表面上清醒的想法实际上都是潜意识的。他并不理解它们真正的意义。他觉得生命是个累赘，但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沮丧。
　　“我学会了不要相信别人。人们说小偷不会彼此欺骗，但他们是会的。我曾经对一个家伙很好，他却暗算我。
　　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诚实做人，我是说，如果有足够的钱，我可以不需工作，为所欲为。我从来就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工作。永远不会工作。”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最后一点：“该对我的犯罪生涯负责的，是压抑。我被迫压抑自己的欲望，结果就成了罪犯。”这一点很值得考虑。
　　“我从来就没有要为了犯罪而犯罪。当然，有时会突然兴起，驱车到某个地方，干了活，然后便开溜。”
　　他认为自己是个英难，并不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懦弱的行径。
　　“有次我被逮住了，之前我身上有价值五万四千美元的珠宝，但我傻乎乎地跑去看女朋友，只换了足够去看她要花销的钱，结果被逮住了。”
　　这些人在女友身上花钱，这样轻易便获胜了。但他们将这个视为真正的战胜了异性。
　　“他们在监狱里有学校。我要去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不是洗心革面，而是使自己对社会更危险。”
　　这种表达是对人类极度痛恨的态度。但他并不想与人类有任何关系。他说：
　　“我要是有个儿子，我非把他绞死不可。难道你认为我会犯这种罪，把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吗？”
　　现在我们要怎样改造这样的人？除了提高他的合作能力，让他看到他对生命的估计错在哪儿之外，没无它法。只有在追溯他童年早期的各种误解时，我们才能说服他。在这个例子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描述并未涉及到我所认为的重要之点，肯定是他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才让他如此痛恨人类。如果我来猜的话，他想他一定是长子，就像一般的长子一样，开始受尽宠爱，后来，又出生了一个孩子，他便觉得自己被篡位了。如果我没错，大家便可发现：即使是这类小事，也能妨碍合作的发展。
　　约翰后来又提到他被送到了一所少年感化院，在那儿受到粗暴待遇。后来离开时，对社会便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几句。从心理学的观点看，犯人在监狱中受到的各种粗暴待遇都可解释为一种挑战，一场对力量的考验。同样，当犯人老是听到别人说：“我们必须结束这股犯罪之风”时，他们也视之为挑战。他们想当英雄，他们太乐于接受这么多风险了。他们觉得社会在刺激他们坚持下去，他们便更加坚定地做下去了。倘若一个人认为他在与整个世界作战，还有什么比挑战更能“激励”他？
　　对于问题儿童的教育也一样，如果对他们提出挑战，也是最大的错误之一。“看看谁最强！看看谁撑得久！”这些小孩与罪犯一样，都醉心于要感到强壮。如果他们很聪明，他们还清楚怎样能逃避惩罚。在监狱和拘留所中，常有人对犯人进行挑战，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策略。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案子。这个人因谋杀罪而被处以绞刑。他惨无人道地杀了两个人。在此之前，他写了自己的意图。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描述一下罪犯心里所进行的策划。没有人不经策划便去犯罪。在策划中，总会对这一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在所有这类自白书中，我从未发现有一例是简单明了的描写案情本身的，也从未发现有一例犯人没有为自己辩解的。
　　在此我们看到了社会感的重要之处——即使是犯人，他们也必须尽量与之协调一致。同时，在犯罪之前，他必须扼杀自己的社会感、冲破社会兴趣这堵墙来为自己做好准备。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用这个问题来激励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只小虱子？”罪犯总是自我欺骗，用诸如此类的幻想来激励自己。实际上，每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过的并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意思。然而，出于胆怯。他拒绝它；他之所以胆怯，是因为他缺乏成为有用之人的能力。生活中的问题需要合作，而他却未受过合作的训练。在以后的生活中，犯人想摆脱自己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想为自己找理由，找可以掩饰罪行的情境。
　　这是从上面提到的杀人犯的日记中所摘录下来的：
　　“我的家人与我脱离了关系。我受人唾弃，受到鄙视，痛苦几乎把我压倒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我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可以甘于被人遗弃的处境；但是肚子，肚子空空如也，总得填饱啊。”
　　他道出了为自己掩饰罪行的情境。
　　“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但我想：‘饥饿而死与绞死又有何差异’？”
　　在另外一个案件里，一个小孩的母亲预言道：“我肯定有一天你会勒死我。”17岁的时候，他却勒死了他姨妈。预言会起到挑战样的效果。日记接着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后果如何，我反正得死。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愿意与我有任何关系。我喜欢的女孩也躲着我。”
　　他想吸引这个女孩。但他既没有漂亮的衣服，又没有钱。他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便是他对爱情与婚姻的解决方法。
　　“怎么都一样，我要不就是提到拯救，要不就是走向灭亡。”
　　在此我必须说，尽管我想有更多解释的空间，这些人却都喜欢极端或完全对立。他们像小孩一样，要不就是一切，要不就什么都不是。只有两个极端间进行选择：“饿死或者绞架”、“拯救或者毁灭”。
　　“一切都定在星期四，对象也已选定，我等待着时机，时机一到，发生的事便不是每个人都干得出的了。”
　　他视自己为英雄：“这件事惨无人道，不是每个人都干得出来的。”他拿着一把刀，突袭一个男子，然后杀了他。这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的。
　　“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饥饿的痛苦也驱使人去犯最残暴的罪行，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另一天了，可我不在乎。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受到饥饿的折磨。我已被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消磨殆尽。当他们坐在那里审判我的时候，我最后的严酷考验来到了。一个人必须偿罪，但这总比饿死好。如果饥饿而死，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现在大家会成群结队地来看处决我，可能有人还会为我难过。我下定决心要依计划而行事。没有人像我今晚这样恐惧过。”
　　他究竟不是自己所想的英雄人物！考虑再三后，他说：“尽管没有刺中他的心脏，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自己是被绞定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穿不上那样的衣服。”他不再说他的动机是饥饿，现在关注的倒是服装了。“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他这样辩解。这类说法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有的罪犯在犯罪前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经过巨大努力的挣扎才能冲破社会兴趣这堵墙。在对犯罪生涯的任何一个描述中，我相信我都能指出我在此所提到的各点。
　　个性、生活方式和三大任务
　　我们发现，在四五岁时，一个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都已形成。因此，可以断定：要改变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人的独特个性，只有认识到他在形成个性时所犯的错误，才能将它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时候有的罪犯，尽管多次受罚，饱尝侮辱和唾弃，被剥夺了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依然不改其道，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罪。
　　并不是经济困窘迫使他们犯罪。确实，当时世艰难，人们处境困难时，犯罪会增加。有统计数字表明：有时候犯罪率的增长是与小麦价格增长成正比的。然而，这并非担保经济形势便是犯罪的导因，不如说这表明人们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他们的合作能力有一定限度，一旦达到这些限度，他们便再也无法奉献了。他们会丧失最后残存的合作精神而去犯罪。从其他事实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人，处于顺境时便不会犯罪。但一旦出现促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也可以去犯罪。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在个体心理学进行所有这些调查之后，我们最终可以弄清这极其简单的要点了：罪犯对其他人不感兴趣。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合作。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便开始犯罪。考虑一下生活的普遍问题，罪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极有意思。最终，我们的生活中似乎除了社会问题之外，别无其他问题。只有对其他人感兴趣，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简单提到，个体心理学教会我们把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罪犯也有朋友，但只限于他们的同类，他们会成帮结伙，甚至会彼此忠诚。但明显，他们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无法与普通社会圈交朋友，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他们好像是一群处在陌生之地上的陌生者，与别人在一起时，不知道要如何才觉得自在。
　　第二类问题包括所有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当问及这些问题时，许多犯人回答道：“你不知道这儿的工作条件有多糟。”他们觉得工作不合意，不愿像别人一样与自己的困难搏斗。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对他人感兴趣、为他人的幸福而奉献，但这正是罪犯的人格中所缺乏的。这种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便表现出来了，因此，大部分罪犯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工作的要求。大部分罪犯都未受过训练，无一技之长。如果回顾他们的生活，便会发现他们在学校时便有了障碍，失去了兴趣，并且不愿合作。合作非学会不可，可是罪犯却从未学过与人合作。因此，倘若他们提及工作问题时失败了，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我们如果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无异于要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地理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要不就是错误答案，要不便是白卷。
　　第三类问题包括所有与爱情有关的问题。美好而有结果的爱情需要彼此对对方有同等深厚的兴趣以及相互合作。有件事值得注意：半数罪犯在入狱或进拘留所之前，都有性病。这可以表明，他们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他们把恋爱对象视为一件财产。我们经常还会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买到的。对这些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是他们去占有别人的方式，而不是终身关系中的一部分。许多犯人说：“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一切，活着有什么用？”
　　如果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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