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学的心理咨询案例

时间：2025-07-05 21:28:40 来源：作者：

来访者：陈默（化名），男，15岁，初中三年级学生。
日期：2000年X月X日初诊
初诊的日子，记得是个初秋的下午，阳光透过窗棂，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陈默是被他母亲硬拉着进来的，母亲姓李，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明显的焦虑和疲惫。她絮絮叨叨地向我描述着陈默的“反常”：原本还算乖巧的儿子，最近半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早上死活不愿意起床，磨蹭到最后一刻才才肯出门，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也吃得很少。最让她揪心的是，他开始频繁地请假，找各种理由不去学校，最后干脆说什么也不肯踏进校门了。
我安抚了李女士几句，让她先出去，让陈默和我单独谈谈。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陈默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校服外套的拉链拉到顶，像个蚕蛹。他几乎不看人，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扶手的缝隙。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他偶尔发出的、极轻微的呼吸声。
“陈默，你愿意和我聊聊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没有压力。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嗯”。
“听说，你最近不太想去学校，是吗？”我接着问，语气放得更缓。
又是一阵沉默。他抬起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防备，像一只受惊的小兽。然后又迅速低下头去，声音细若蚊蝇：“没什么好去的。”
“是吗？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没什么好去的呢？”我耐心地引导。
“都是些虚伪的人。”他终于吐露了第一句实质性内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哦？虚伪的人？”我重复他的话，试图让他展开。
“对，虚伪。”他终于抬起头，虽然眼神依旧躲闪，但这次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他们表面上跟你笑，跟你说话，好像跟你很熟，背地里不知道怎么嘲笑你呢。”
“能举个例子吗？你是指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们是虚伪的，并且嘲笑你呢？”我追问。
他又低下头，手指抠得更用力了。“没什么例子……反正就是感觉。他们笑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笑里有东西，不是真的。”
“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继续温和地探问。
“大概……上个学期吧。”他犹豫了一下，“有一次，我回答问题错了，有几个同学就笑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看我的时候，眼神有点怪……”
“你能具体描述一下那种‘怪’的眼神吗？”
“就是……好像在说‘看吧，我早就知道他不行’那种。”他的声音更低了，带着明显的委屈和愤怒，“后来，我做什么事都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跟他们说话，也觉得他们不是真心的。”
“所以，你觉得学校里的人际交往都是虚伪的，充满了嘲笑，对吗？”
他用力点头，眼圈微微泛红。
“这种感觉一定让你很难受。”
“嗯。”他小声回答。
“因为这种感觉，所以你就不想去学校了，是吗？”
“嗯。”他又点点头。
第一次咨询就在这种缓慢而艰难的问答中结束了。陈默几乎没说多少话，但他的状态，他的眼神，他的防御，都清晰地传递给我一个信息：这个孩子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对周围的世界，尤其是人际世界，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
送走母子俩，我坐在诊室里，看着窗外渐浓的秋色，心里五味杂陈。这是一个典型的因社交挫败感引发的心理问题。同学的无心嘲笑，或者说是带着青春期特有的、有时不太成熟的玩笑意味的议论，被敏感的陈默放大了，内化了。他开始用一种偏执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觉得处处是陷阱，人人是虚伪的。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他完全退缩，拒绝进入那个让他感到不适的环境。
接下来的几次咨询，我尝试用一些认知行为疗法（CBT）的技巧，帮助陈默识别和挑战他头脑中那些自动化、负面的想法。比如，我会问他：“每次同学笑，就一定是在嘲笑你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他会回答：“没有，肯定就是嘲笑我。”
“那他们看你的时候，眼神‘怪’，就一定是在鄙视你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自己也有点紧张？或者，他们只是没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不可能，他们就是那样。”
每次挑战，他都很难接受其他的可能性。他的信念体系已经非常牢固，像一道坚固的城墙，将他自己也困在了里面。我知道，要打破这道墙，不能靠蛮力，只能靠耐心和技巧，一点点地寻找缝隙，一点点地渗透。
有一次，我让他做“想法记录”。每次他感到被嘲笑或者觉得别人虚伪时，就记录下当时的情境、他的想法、他的情绪以及他的行为反应。刚开始他很不情愿，觉得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早就知道一切了。但在我坚持下，他还是开始尝试。
第二次记录是这样的：
情境：课间，和同桌说话，一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同学走过，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想法：他肯定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很傻，在嘲笑我。
情绪：尴尬，愤怒，想冲他吼。
行为：沉默，低头，不再和同桌说话。
我拿到记录，没有直接反驳他的想法，而是问：“除了‘他肯定觉得我傻，在嘲笑我’这个想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他想了半天，说：“也许……他只是没看到我在说话？”
“有可能吗？”
“……有可能。”
“还有呢？”
“……也许他走得太快，没来得及打招呼？”
“也有可能。还有吗？”
他想了想，摇摇头。
“那我们看看，如果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你觉得哪种发生的概率最大？”
他犹豫了：“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不需要知道绝对的概率。只是看看，除了‘嘲笑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你觉得‘没看到我在说话’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吗？”
“……合理吧。”
“那‘走得太快没打招呼’呢？”
“也合理。”
“好。那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你除了想到‘他嘲笑我’，能不能也试着想一想‘也许他没看到’或者‘也许他走得太快’？”
他点点头，但还是有些不情愿。
我知道，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不是一两次就能完成的。这需要时间，需要反复的练习，需要他自己内在力量的生发。
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我逐渐引入了暴露疗法的一些元素，但非常缓慢和温和。不是让他立刻回到学校，而是先从安全的想象开始。我让他想象自己在学校走廊里走，想象看到那些曾经让他觉得“眼神怪异”的同学，然后观察自己内心的反应。一开始，他的心跳会加速，手心出汗，呼吸急促。我教他做深呼吸，帮助他平复情绪，然后鼓励他继续想象，观察那些负面想法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影响他的情绪和身体的。
这个过程很痛苦，对他来说，每一次想象都像是在揭开一个未愈合的伤口。但他坚持下来了。慢慢地，他告诉我，想象的时候，虽然还是会紧张，但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了，而且，他开始能够识别出那些负面想法，并意识到“这只是我的想象，不一定是真的”。
大约过了两个月，陈默的状态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善。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完全拒绝交流，偶尔会主动说一两句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虽然语气依旧平淡，但不再完全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他开始接受我的建议，尝试在家里做一些“社交练习”，比如，故意和家人多说几句话，或者看一部有较多对话的电影，观察角色的互动。
又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讨论“重返学校”的可能性。这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考验。每次提到学校，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起来。
“夏医生，我真的能回去吗？”他问，声音里充满了不确定。
“我相信你可以。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恢复正常，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我温和地说，“比如，先试着去学校，但不一定上课，就在校门口待一会儿，或者去操场走走，看看同学，看看老师，然后再回家。”
他咬着嘴唇，眼神里充满了挣扎。
“你可以想一想，回去之后，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说：“怕他们还是笑我，还是用怪眼神看我。”
“那如果我们能做到，让你回去的时候，即使他们真的有那样的表情，你也能不那么害怕，甚至能平静地走开，你会愿意尝试吗？”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陪着他，他母亲也开车送他到学校附近。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学校，而是在校门口的公园里坐了一会儿。他看起来很紧张，双手紧紧握着，手指关节都有些发白。我让他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然后做几次深呼吸。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稍微平静了一些。
“我们试着走到校门口，看看里面，然后马上回来，怎么样？”我提议。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我们走到校门口，隔着铁门往里看。校园里很安静，有几个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有几个在教室门口张望。陈默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身体微微发抖。
“看到什么了？”我轻声问。
“……没什么。”他低声说。
“真的没什么吗？有没有看到什么让你觉得‘他们都在看我’或者‘他们都在嘲笑我’的画面？”
他摇摇头：“没有……就是……感觉心怦怦跳。”
“没关系，这是正常的。我们站一会儿，看看还能看到什么。”
我们站了大概十分钟，除了日常的校园景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转身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陈默一直沉默。直到快到家了，他才小声说：“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非常微小的一步。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了。他开始能够区分“想象中的恐惧”和“现实中的情境”，并且发现，现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循序渐进。他开始尝试在校门口多待一会儿，然后，尝试走进学校，在空无一人的教学楼里待几分钟，再出来。每次尝试，我们都事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让他识别可能出现的恐惧想法，并练习用新的、更现实的想法来替代它们。比如，当他又想到“他们肯定在嘲笑我”时，我鼓励他问自己：“证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解释？即使他们真的在看我，就一定是嘲笑吗？即使真的是嘲笑，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过程充满了反复。有时他会进展顺利，有时又会因为某些偶然的触发事件（比如遇到一个曾经嘲笑过他的同学）而退步，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拒绝再尝试。每当这时，我都不会责备他，而是陪着他一起分析这次挫折的原因，重新调整计划，鼓励他不要放弃。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陈默终于迈出了真正关键的一步——他同意尝试去学校上半天课。那天早上，他比平时起得早，虽然依旧紧张，但眼神里多了一丝决心。他母亲送他去学校，我则约好下午三点在学校门口等他。
中午，他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惊喜：“夏医生，他他他……他上午去上课了！虽然只上了一上午，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座位上没说话，但……他去了！”
下午三点，我看见陈默在校门口等我，他看起来很疲惫，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是平静的。他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虽然声音依旧不大。
“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他叹了口气：“很难受……看到他们，还是有点怕……但……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做到了，陈默。”
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羞涩的笑容。
从那以后，陈默的复学之路虽然仍有波折，但总体上是顺利的。他开始尝试和同桌说几句话，开始参加一些他不那么害怕的集体活动，开始慢慢重建他对人际交往的信任。他不再认为所有人都是虚伪的，开始能够区分哪些人是真诚的，哪些人可能只是出于礼貌或习惯。他的人际交往圈子依旧不大，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害怕被嘲笑而完全封闭自己。
最后一次咨询，是在他顺利升入高中后不久。他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了，穿着整洁的校服，脸上带着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淡淡的青涩和自信。他告诉我，虽然有时还是会感到紧张，尤其是在面对不熟悉的人时，但他已经能够应付了。他交到了几个可以聊得来的朋友，虽然不多，但足够了。
“夏医生，谢谢你。”他认真地说，“以前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现在……我觉得，好像也还行。”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不客气，陈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嗯。”他点点头，站起身，“我该走了。”
他转身离开，背影挺拔而放松。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我心中充满了感慨。心理医生的工作，很多时候就像这样，看着一个被阴影笼罩的生命，一点点地挣脱束缚，重新拥抱阳光。这个过程缓慢而艰辛，但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足以让人感到欣慰和满足。
我回到诊室，在陈默的档案上，郑重地写下了：来访者陈默，经过约半年以认知行为疗法（CBT）和系统脱敏为主要方向的咨询，成功克服了因同学嘲笑引发的对人际交往的恐惧和厌恶感，重新适应学校生活。案例表明，对于青少年因社交挫败引发的严重退缩行为，通过引导其识别和修正认知偏差，逐步暴露于引发焦虑的情境，并教授社交技能和自我关怀策略，可有效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
合上档案，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桌面上，暖洋洋的。又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但对于陈默来说，这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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