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通电话打进来时，我正整理上周的个案记录。窗外武汉的初夏闷热，蝉声刚起。电话里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语速很快，带着轻微颤抖：“夏老师，我……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她叫小雨，21岁，大三学生。她说自己每天要花五个小时以上做“仪式”：进宿舍门必须用左脚先跨，否则重来；手机充电必须充到77%、88%或99%，不能是整百；最折磨她的是——每次想到妈妈，就必须在心里默数到七，否则“妈妈会出车祸”。
“我知道这很荒唐，”她声音哽住，“可万一呢？万一我不数，真的出事了，怎么办？”
我没急着解释“这是强迫思维”，只是问：“这种‘万一’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沉默了几秒，说：“去年冬天，我妈查出甲状腺结节。医生说没事，可那天回家路上，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她会死’三个字……从那以后，我就控制不住地想各种‘万一’。”
原来如此。她的强迫行为，不是迷信，而是一场绝望的自我谈判——用重复的动作和数字，试图换回对失控世界的掌控感。
“你试过不数吗？”我轻声问。
“试过一次。”她几乎哭出来，“上个月，我故意没数。结果那天我妈加班晚归，我在阳台站了两个钟头，腿都麻了……其实她只是堵车。可我不敢赌第二次。”
我能想象那种煎熬：理智知道概率极低，情感却像被钉在恐惧的十字架上，动弹不得。
我没有否定她的恐惧，而是说：“小雨，你愿意试试一件小事吗？下次想到妈妈时，先深呼吸三次，然后对自己说：‘我现在很害怕，但这不是预言。’不用阻止念头，也不用数七，就让它飘过去，像一片云。”
她迟疑：“……如果做不到呢？”
“那就回到老办法，”我说，“但记住：你不是软弱，你是在练习放手。”
两周后她再次来电，声音平静了些：“昨天我妈去菜场，我又开始数……数到第五下，我停住了。心跳得像打鼓，但我没继续。后来她平安回来了。”她顿了顿，“夏老师，原来世界没塌。”
最近一次通话，她说开始接受学校心理中心的面对面咨询，也答应带妈妈去做全面体检——不是为了消除“万一”，而是为了安心。
挂电话前，她忽然笑了一下：“其实……七这个数字，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扎辫子的次数。左边七下，右边七下。她说这样最整齐。”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的强迫，从来不是诅咒，而是爱的变形记。
有些孩子，用一生练习如何安全地说“再见”。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拆掉他们的防护栏，而是陪他们慢慢相信——爱，不需要用恐惧来抵押。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信息已做虚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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