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统治着对人类思维运作的解释。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的动机大部分潜藏在无意识思维中;它们受到压抑,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思维的执行装置(自我)拒绝任何无意识的冲动(本我)。这种压抑是必须的,因为无意识冲动通常表现为无边的狂热、幼稚的幻想、性欲和攻击欲,让我们做出与自身文明观念不相容的行为。 直到1939年去世,弗洛伊德一直认为,这种压抑的失效会导致精神疾病。恐惧症、急性焦虑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产生,都源于潜藏的冲动侵入到意识行为中。因此心理疗法的目标,就是追溯出神经性症状的无意识源头,让这些源头接受成熟理性的批判,从而消弥其强迫性力量。 自从1950年代之后,对思维和大脑的研究日趋成熟,专家们了解到,弗洛伊德为其理论所提供的证据十分薄弱。他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不是受约束的实验,而只是单纯对病患的临床观察,同时还掺杂着理论推断。药物治疗有了进展,而精神疾病的生物研究取向逐渐超越了精神分析。如果弗洛伊德还活着,他可能会对这一转变乐观其成。作为那个年代备受尊重的神经科学家,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如果能够用生理学和化学术语取代心理学术语,那我们在描述上的缺陷可能就会消失了。”但是,弗洛伊德却没有这种知识和技术,来了解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结构。 到了1980年代,甚至在精神分析的圈子里,“自我”与“本我”的概念也成了老古董。弗洛伊德终于成了历史。在新心理学的时代,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的看法是,受压抑的人们之所以不幸,并不是婴幼儿时期发生的不愉快经历,而是他们大脑内的化学物质不平衡。然而,精神病药物学兵没有再提出一个宏观理论,来解释人格、情绪和动机等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概念。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模式,神经科学家便只专注于狭隘的研究领域,而不再去理会大格局。 然而现在,这样的理论又成为了焦点,让人惊讶的是:它与弗洛伊德一个世纪前所勾勒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现在就谈共识还为时过早,但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了与200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ric R. Kandel同样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一致、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 弗洛伊德又回来了,而且不仅仅在理论上。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跨领域的研究团队,试图整合互相独立而且经常敌对的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这些组织后来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负责组织每年的年会,并出版了一份成功的刊物《神经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理论再度受到青睐,由该杂志的编辑顾问名单可见一斑,里面尽是当代行为神经科学界的名人,包括Antonio R. Damasio、Kandel、Joseph E. LeDoux、Benjamin Libet、Jaak Panksepp、Vilayanur S. Ramachandran、Daniel L. Schacter和Wolf Singer。 这些研究者正在合力打造Kandel所说的“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在该框架内,弗洛伊德的大格局的心智结构,似乎注定要扮演类似达尔文进化论对分子遗传学的角色。弗洛伊德可以作为模板,使新发现的各项细节安置得有条不紊。同时,神经科学家也正在为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寻找证据,并找出隐藏在他描述的心智过程背后的机制。
为压抑平反 尽管我们大都受到无意识的驱动,但还是无法证明弗洛伊德的主张:我们会主动压抑不愉快的信息。但支持这种主张的个案研究却越来越多。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行为神经学家Ramachandran1994年所作的对“疾病觉缺失症”(anosognosic)的研究。该症患者的右侧大脑顶叶区域受到损伤,因此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明显的身体残障,例如肢体瘫痪等。在刺激一位患者的右大脑半球后,Ramachandran 发现,患者突然说自己左臂是瘫痪的,而且从八天前中风后就一直瘫痪到现在。这表明,虽然这段时间,她一直意识清醒的否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但是她确实能够知道自己有肢体残障。而且还在过去八天中无意识地记录了这个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当刺激效应消退之后,这位妇女不仅重新相信她的手臂是正常的,而且忘记了她承认手臂瘫痪的这段访问,却又记得访问过程中的其它所有的细节。Ramachandran得出结论:“这些观察结果的重要理论启示在于,记忆的确可以选择性地受到压抑……这位病人让我首次相信,构成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压抑现象确实存在。” 加州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Roger W. Sperry在1960—70年代的研究中,曾描述过著名的“裂脑”(split-brain)患者,这些患者左右两个脑半球不再相连。疾病觉缺失症患者与裂脑患者类似,通常会把不愉快的事是合理化,为其无意识驱使的行为编造出一套煞有介事的解释。Ramachandran认为,左半球大脑显然应用者弗洛伊德学说的“防御机制”。 脑部正常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Martin A. Conway于2001年在Nature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如果正常人在无害的实验室环境下能够产生明显的压抑效应,那么在真实的创伤条件下,压抑效应一定会更显著。
完成这一工作 对于弗洛伊德地概念出现在主流精神科学中,并非所有人都充满热情。例如,对于老一辈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接受他们晚辈同事和学生出现在能够而且必须让传统智慧服从于全新水平地生物学审查并非一件容易事。但是,在大西洋两岸有越来越多地老科学家至少愿意保持一种开明地态度,从前面提到地《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顾问委员会的众多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以及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地众多银发族可以看出这一点。 老一辈神经科学家对于精神分析观点回归地抵触,源自于这样一层阴影:在他们学术生涯地早期,曾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牢不可破的。他们甚至不能承认弗洛伊德基本原理得到部分验证;他们要求一种完全的肃清,【参加下页框文】。按照著名睡眠研究专家和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家J. Allan Hobson的说法,对弗洛伊德的新兴趣,等于将现代数据“花样翻新地”纳入到一种陈旧的理论框架中。但是,Panksepp在2002年接受Newsweek杂志采访时称,对于热心于整合神经学和精神病疗法的神经科学家而言,“问题不在于证明弗洛伊德是否正确,而在于完成这一工作。” 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完成,也就是说,Kandel的“精神病学新智能框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这样的时代将成为过去:人们必须在精神分析交谈疗法和精神病药理学的药方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前者缺乏基于证据的现代医学,而后者则缺乏脑化学与复杂情绪的真实轨迹之间的关联。在对人类思维深刻的综合理解的基础上,未来的精神病学将为患者提供坚实的帮助。 无论未来将出现多么难以想象的疗法,患者肯定能从对大脑如何工作的更好理解中受益。当现代神经科学家再次考虑这些让弗洛伊德沉迷其中的、深刻的人类心理学问题时,让人满意的是,我们能够在他铺设的基础上继续建设,而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即使当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影响深远的理论中的弱点,并且因此修正和补充他的研究时,我们也会对完成这一工作的这项特权感到振奋。
(反方)弗洛伊德的回归不是一个好梦 J. Allan Hobson 作者简介:J. Allan Hobson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曾经撰写过许多有关精神的大脑基础及其对精神病学的启示方面的文章。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Hobson的新著<Dream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lee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构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Mark Solms及其他人声称,母亲有关大脑成像和损伤的研究正在验证弗洛伊德的观念。但是类似的科学研究显示,弗洛伊德思想的主要方面可能是错误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奇异性源于心智的一种企图,即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不受欢迎的本能欲望,通过象征性的伪装和抑制性潜意识而隐藏在睡眠中。但是大多数神经生物学证据支持一种相反的观点:梦的奇异性源自于大脑状态的正常变化。脑干的化学机理,即改变不同皮质区域的活性,产生了这种变化。许多研究表明,化学变化决定着梦境、情绪和思维的质量和数量。弗洛伊德的伪装和抑制性潜意识的概念应当抛弃;没有人相信自我-本我的竞争(如果存在的话)控制着大脑化学。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不再认为伪装-抑制理论是正确的。 除了伪装和抑制性潜意识,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就只剩下一个促进梦形成的本能驱动力了。的确有证据表明,激活产生忧虑、愤怒和快乐的边缘系统部分可以形成梦。但是这些影响因素不是“愿望”。梦的分析显示,梦中的消极情绪同积极情绪一样经常地出现,这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愿望”有一半是消极的。而且所有做梦的人都知道,梦中的情绪几乎都不是伪装的。它们清晰地侵入梦中地情节,经常产生像恶梦这样地不愉快效果。弗洛伊德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梦情绪是消极地。 弗洛伊德理论地另一支柱是,由于梦的真实意义被隐藏,因此它们反映的情绪只能通过自由联系这种不确定的方法来表现,即自我叙述头脑中出现的任何事情,希望能够发现一种重要的联系。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必要,因为压根就不存在这种隐藏。在睡梦中,你所见即所得。从表面上看,做梦的内容在情绪上是显著的,而做梦者和他的临床医生所应当密切关注的,是梦所代表的感觉。 Solms及其他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暗示,将做梦归结为大脑化学等于说梦不具有情绪信息。然而这两种陈述不是等同的。哈佛医学院的Rebert W. McSarley和我在1977年提出的有关梦的化学激活-合成理论只是主张,所谓梦的奇异性是被隐藏的意义这种精神分析解释是错误的。我们一直认为,梦在情绪伤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是有意义的。那么REM睡眠是怎么回事呢?最新研究显示,梦可能在非REM睡眠期间出现,但是化学激活模型并不排除这种情形;只不过做梦的频率在REM睡眠期间呈指数级地增加。 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而且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来修修补补都无法拯救它。这一理论需要彻底修正,许多神经科学家宁愿从头开始,并且创建一种有关精神地神经认知模型。精神分析理论的确很复杂,但是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其复杂性就不再是什么优点。抱有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在寻求关于梦、精神疾病、正常意识经验的更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模型,而不是精神分析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