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被邀请去演示如何运用非暴力沟通来帮助 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地点是在一所精神病院，参加的人很多，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讲解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请我当场会见一个病人，分析她的病情，并提供治疗建议。那是一位29岁的女士，她有3个孩子，我们谈了约半小。在她离开房间之后，负责治疗的几位医生提出 一个问题：“卢森堡博士，请作一下判断。根据你的意见，这位女士是患精神分裂症还是药物性精神障碍？”

我回答说，对于这类问题，我感到不太舒服。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无法将病人归到某种特定的精神病类别中。一些研究报告显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对那些医学术语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些研究报告还指出，精神医生所就读的学校比病人个人的特点对诊断的结果更具影响力。

我进一步说，即使精神病医生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具有共识，我也不想用它们，因为我看不出这么做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在物理医学领域，病理分析常常可以为治疗指明方向；但我不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所谓的精神病学领域。根据我的经历，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会上，医生们要花大部分时间也讨论病人是属于哪种精神病类型。当预定的讨论时间快要结束时，主治医生也许会请求其他人帮助制订医疗计划。然而，这类请求通过会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倾向于继续争论。

接着，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做法。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去分析病人有什么毛病，而是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她有什么需要？和她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的心情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我想请她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以使她能快乐些？”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将会提示自己的内心活动以及个人需要。同作诊断相比，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深深体会到我们作为人的弱点。

另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讲解如何向精神病人介绍非暴力沟通。参加现场演示的是15位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大概有80位旁观者，其中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修女。在我介绍自己和讲解非暴力沟通的时候，一位病人说了一句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话。考虑到他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我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在胡言乱语。于是，我对他说：“你好像没有听懂我刚才的意思。”

这时候，另一个病人插话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向我解释那位病 人的话和我刚才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关系。听了他的解释，我意识到那位病人的话确实与主题有关。想到自己刚才轻易地将交流中的困难归咎于对方，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在听不明白的时候，我可以请对方作出解释，例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想知道你的问题和我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联系。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除了这个短暂的插曲外，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旁观者对病人的反应感到意外。他们问题我，我是否认为这组病人碰巧是特别合作的病人。我回答说，一旦我不把人当作诊断的，而专注于彼此作为人的感受和需要，人们通常都会有积极的反应。

接着，有参加者说，为了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他想请几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来参加现场演示。于是，之前参加演示的病人和旁听者中的志愿者交换了位置。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发现我很难向一位精神病医生解释不清楚分析与倾听的区别。只要小组中有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开始运用精神病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而没有用心体会。当他第二次这么做的时候，在旁听席的一位病从大声喊道：“难道你看不出来你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是在分析他讲的话，而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