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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经商之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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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互转化，相互衬托，相互补充心理上的空白。痛苦与欢乐构成人生的节奏。贝多芬在给别人的信中曾这样说：“我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人，就是为了痛苦与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能得到欢乐。”所以，尽管人们极力追求幸福，追求快乐，同时人们极力躲避痛苦，但是人生有痛苦则是无论如何也躲避不了的事。人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如何缩短痛苦，减少、避免那些由于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痛苦。而在遇到痛苦之后，则力求化解痛苦，争取幸福。
　　从情感上讲，痛苦是人人所厌恶的。肉体上的痛苦，或者使人疼痛难忍，或者给人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有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还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灵魂中的痛苦，较之肉体上的痛苦，对于人来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它或者是自我的谴责，无尽的悔恨，痛不欲生；或者是感到人生的艰难，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是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进退不能，左右不得；或者是受到外在的压力，使人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前途；或者是心中不平，使人倍感不公。诸如此类的痛苦，是任何人都极力想要避免的。
　　然而从理性上来看，痛苦不完全是人生的仇敌，不能把它视为绝对的恶事。应当看到，那些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是有双重品格的，它既是人生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人在争取幸福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因为推动人们奋斗的力量，不仅仅是对幸福的渴望，同时还有痛苦对人的刺激。人们厌恶痛苦，就会为摆脱痛苦而奋斗。从历史上看，只有那些处于重重压迫之下，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人群，才会起来闹革命，为争取起码的人生权力而斗争；
　　对于一个人来说，摆脱痛苦的欲望比获得幸福的欲望会更强烈。
　　幸福对于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来说，常常是一种奢望，人们往往是以摆脱痛苦为第一步。由于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痛苦的摆脱，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进入了幸福的境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许多生活在边远山区、经济落后的农村的孩子，其刻苦学习的精神，远比一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富裕家庭中的孩子要强。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比起大城市来说，要艰苦得多。他们强烈的要求变换自己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而在目前来说，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可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大城市的孩子，在其学习的动力中，没有变换生存环境这个动力，如果他再没有更加崇高的理想，那么其学习的劲头，当然就无法跟那些农村的、穷困山区的学生相比了。
　　这种现象表明，痛苦、艰难，其本身虽然不是构成幸福的条件，但是，它是促使人们奋发努力的一种力量来源。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讲的“穷则变”。毛泽东所说的“穷则思变”也是这样种思想的发挥。古代的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就是艰难困苦，不堪忍受；“安乐”就是安逸舒适，快乐惬意。“生于忧患”，就是困苦磨炼了人的意志，催人奋发向上，使人生命力顽强，朝气蓬勃。“死于安乐”，就是说安逸舒适的生活，会消磨人的志向，使人贪图享乐，惧怕艰苦，不思进取，从而使人失去了生存能力与旺盛的生命活力。自古以来，有多少花花公子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坐吃山空，最后贫困潦倒，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而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就在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生活，患难给了他们以坚强的意志，困苦使他们变得勤劳聪明，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然而其内心是充实的。他们也许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但他们是堂堂正正的人，至少他们不会祸害百姓。
　　德国的哲学家包尔森说：“幸福、成功、走运，对品性是一种危险，最后，对幸福本身也是一种危险。”他引用《浮士德》中的话说：“享受使人退化”。在他看来，“逆境、失败和受苦使人得到训导、加强和净化，不幸锻炼了意志，能忍受困苦的意志在压力下变得坚韧和强健起来。它也给了我们以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的耐心，训练了我们考验和测试自己各种力量的能力，使我们节制我们的要求，……”。
　　包尔森讲的这一番道理与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包尔森讲的更加具体，更加重视艰难痛苦对人的心灵的训导、纯洁作用。我们说，痛苦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痛苦可以使人头脑清晰，使人正确认识自己，使人总结经验教训；
　　痛苦可以使人认识到在平常状态下，尤其是在处于幸福状态下无法认识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痛苦恰恰是一剂治疗灵魂疾病的良药，它可以使人清醒地思考人生的苦乐，认识人生的价值、意义，认清社会上的各种在平时认识不到的问题。
　　幸福是人企盼的，但幸福也有两重性。在中国人的俗话中，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其意思是说：人们忍受苦难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不论有多么大的困苦，都可以千方百计去克服。但是优裕的生活条件、事业上的顺利、追求的满足，对于某些人却是受用不了的。一些人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而在优裕的条件下、或是在顺利之中、满足之中，却出了一些不应当发生的事。顺利、追求的满足，会使人自高自大，傲慢，胆大妄为，对别人不尊敬，为人变得尖刻，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灵魂中的这类疾病，是很难治愈的。如果在这种时刻，经历到人生的磨难，那么痛苦也许能使他清醒一些。如果能因此认真反省，改过迁善，则可以使其以后免除此一类的挫折，走上幸福的坦途。
　　人生之路并不是坦途一条，获得幸福之路也不是通畅无碍的。人生有顺逆境之分，幸福的取得也有难易之分。但不管在怎样的条件下，人们都不应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在顺境中，人们以舒畅的心情谋求幸福，在逆境中，人们依然应当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地追求幸福。幸福既可以在顺境中顺利地实现，也可以在逆境中艰难地获得。
　　一般来说，人们都希望一生顺利，平安地获得幸福。但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人的一生中，既会有得心应手的顺境，又会有困难重重的逆境。我们争取处在顺境中，但也不应该害怕逆境带来的磨难，而应该公证地看待顺逆境。顺境固然有利于事业的成功，逆境却能磨砺人的意志，激发人们克服困难，顽强进取。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地袭击；饱受风浪考验的海鸥却能够搏击海空。处在顺境中的人也许会虚度一生，处在逆境中的人却能够顽强奋进，取得辉煌的成就，获得更大的幸福。
　　相对而言，处于顺境中是幸运的，陷于逆境中是不幸的，是一种厄运。但幸运的好处是应当希望的，而厄运的好处是应当惊奇叹赏的。许多奇迹都是在厄运中出现的。用平凡的话来说幸运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在理论上来讲，后者是一种更伟大的德性。幸福是《旧约》中的福祉；厄运是《新约》中的福祉；而厄运所带来的福祉更大。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
　　在逆境中有安慰与希望，人们只要抓住这种希望，并把它当作动力，就能够在逆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善于自处，锻炼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在逆境中奋起，越王勾践在国破家亡之后，卧薪尝胆，用艰苦的生活来磨练自己的意志，结果十年后一举灭吴。当然，逆境确实容易使人消沉，丧失斗志，自认倒霉，结果跌倒后再也无法站起来，顺境有利于人们在良好的环境和心态下自由地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也可能仅仅是正常而已，也许有时连正常都达不到，因为顺境容易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惯，从而平平常常，无法杰出。因此对顺境和逆境的辩证看法应当是，顺境会使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逆境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素，《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即使司马迁本人，也是由于遭受“李陵之祸”，身陷逆境，但他并没有消沉，才写下了千古杰作《史记》。我们可以想象，他从逆境、困厄中奋起，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
　　《史记》。
　　既然顺境有利于人们正常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人们应该珍视顺境，在顺境中奋勇前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们处在顺境中可以借风使力，更有效地为社会作贡献，在实现社会整体幸福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幸福。
　　人们常说，温室里培育不出参天大树，顺水中锻炼不出杰出的舵手。因此，在顺境中，人们依然必须有坚强的斗志、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因为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否则就很难有所发展，因为，在顺境中人们经受锻炼的机会相对减少，甚至缺少必须正确审视自己及周围环境的机会，以便总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使顺境能够持续、永久。
　　人处于顺境中，并不意味着不须努力就能成就一切。在顺境中相对来说人们会较少遇到障碍，较容易取得成功，但千万不能因此便否认潜藏的逆境、暗礁，有时，顺境也会因各种原因而中断。所以，在顺境中必须作好随时应付逆境的准备。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端正态度，有崇高的追求，才能使幸福更长久。
　　顺境为人们发挥才智和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只是为人们实现幸福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否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要看人们的努力和奋斗程度了。因此，人们在顺境中更应该抓住机遇，奋勇前进，获得幸福，而决不能让顺境和机遇从自己身边白白遛掉，浪费青春，浪费年华。
　　贝弗里奇说：“人们最好的工作往往是在处于逆境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人们可以把逆境当成动力，激励自己顽强地奋起，去争取幸福。
　　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是在逆境中顽强工作并作出成就的。卓越人的一大优点就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比如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在亲自经历了“赫赫扬扬”达百年之久的官僚贵族家庭急剧败落的变化之后，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盛衰轮替以及无可挽救的命运，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决心写出一部前无古人的传世小说。但身陷逆境的曹雪芹遇到的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唯一“正路”是读经书、考科举，写小说被认为是“不肖”、“不才”的行径。当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在写作中稍有不慎，就会触怒统治阶级，轻则充军流放，重则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那时候除缺吃少穿等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之外，特别受不了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上层统治者和文人学士，又习惯于从小说中捕风捉影，猜度其中“影射”什么，揭了哪家阴私。而曹雪芹写的恰恰是一部“怨世骂时”的书，遭到了族人的不满和统治者的猜忌。除了二三好友支持他外，世人都认为他是“傻子”、“疯子”。统治者甚至用拆毁他的房屋，令他几度搬迁来阻止他的写作活动。面临这样的逆境，曹雪芹没有消沉退却，而只从中吸取动力，更加努力地进行写作。曹雪芹正是把逆境当成动力，才没有被饥饿吓倒，也没有因缺钱买纸而停笔，更没有因穷困潦倒、备受欺凌而草率写作。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红楼梦》的写作上，逆境中“披阅二载，增删五次”，终于写出了令世人称颂不已的《红楼梦》。
　　曹雪芹生前尽管没有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但他却从《红楼梦》的创作中得到了无限的满足和幸福。他死后，人们更是给予了他应有的荣誉。
　　被誉为“天空立法者”的德国杰出天文学家开普勒，同样是把逆境当成动力，发愤努力，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开普勒是哥白尼日心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沉湎于天文学方面的研究之中，并且写出一本题为《宇宙的奥秘》的书，但在那个宗教迷信盛行、科学是卑女的年代，他遭到了天主教的辱骂、威吓和迫害，几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丹麦天文学家策谷·布拉赫去世了。这对处于逆境的开普勒来说，不论是在精神上或在生活上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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