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旦安全了，雷切尔却不能感受到来自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觉，这个社会的物质是富裕的，并且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她也是成功的，但这个社会无法包容她的经历。只有当她能够舒适地定居在社会和种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时候，她才能够开始真实地展示自己。对雷切尔来说，以色列代表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在这种适当的抱持性环境之中，她能够开始处理一些由创伤性的早期生活带来的伤疤。

    丧失和创伤，即便不如雷切尔遭遇的那般深沉，也会严重损坏人们对“足够好”的关注的期待。在这种时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让人怀疑，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都在震动。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我们内化了我们对世界在涉及我们的方面的运作方式的一些确定的期待，这些内化成为我们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我们的存在基于他们身上，拥有包容我们或伤害我们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围绕着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丈夫关系谐调，但情感距离很远，他们正集中精力装修他们新买的房子。在等待对房子进行最后的点缀时，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来自她丈夫的律师的令人震惊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不打算回来了。他把他们的新房子卖了，把夫妻二人的钱都带走了。他们只付了当月的房租。然后，两周之内，安娜特和两个女儿就从相对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会救济粮票来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夺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组生活的中断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愤怒和无助之外，安娜特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认为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受到人类共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标准的保护。（她也曾经认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人会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地“把毯子从我身下抽走”。

    那么，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坠落的比喻再次作为描述意义丧失的一种方式。人们赖以作为生活架构的东西化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杀性绝望中，由于必须要照顾孩子，为了坚持照顾孩子，她从绝望状态中恢复过来，保护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坠落之痛。

    关系的抱持功能不仅提供关心和意义，也提供希望。当我们感到被抱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将我们自己导向未来。这是杰罗姆-弗兰克（JeromeFrank）关于心理治疗的本质的观点。我们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对“抱持”他们有所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们直接的帮助，还因为我们提供了希望。正是我们自己对（推测起来是）抱持我们的意义体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获益。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开出的仪式具体是什么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们每当愤怒的时候就写日记还是让他们在沙发上躺上10年，说脑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疗是我们抱持病人，这使我们的病人对未来有希望成为可能。从病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意义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的要足够相容，这样才能成为共同的意义体系而起作用（一个他们也可以依靠的意义体系）。

第二部分 第4章 依恋(1)

    这些结，即使轻如空气，也如钢铁的连接一般坚固。

    —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22日在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上的演说

    依恋与抱持有关，但又有所不同1。在依恋中，我们“坚持前行”并因此感觉不是那么孤独。我们能依恋那些不抱持我们的人，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婴儿的抱持感远早于依恋感，因为依恋系统的出现更晚一些。虽然在童年早期，联系的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成人关系中他们就分开了。依恋和抱持两者都是很关键的。抱持的对立面是坠落，依恋的对立面是孤独（或丧失）。处于孤独之中，就像坠落一样，是令人害怕的体验。

    如果说抱持是发生在臂弯之中的，那么依恋就是发生在接触、眼神、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亲近感）之中的。依恋存在于情感联结的体验之中—如果需要的话，空间距离是可以被超越的感觉，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空间距离，但还是在一起。当我们依恋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找到他，并且他也愿意回应我们。

    依恋是随着时间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依恋上某个人。回应的一致性导致了对能够持续获得某人的期望。特定依恋对象如果反复不可获得，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再依恋他们了；在联系中，他们可能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可预期的回应性所带来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依恋的基础。

    被抱持是被动的，而依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降低焦虑而主动依恋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或者是象征性的）。依恋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类体验。尽管激情和关心变化无常，尽管生命中充满运气和变迁盛衰，依恋仍然是我们情有所属的感觉。

    依恋的实质

    依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鲍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把成人对舒适感和关心的追求还原为退行性的依赖需求。在鲍比的观点中（1969，1973，1980，1988），依恋是基本的、天生的需求，如同对食物和性的需求一样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依恋满足人类行为学和进化论上对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维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和可到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根植于这一对接近性的生物性需求，依恋是初级的需求。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依恋系统横贯发展道路，对亲近、安全感、舒适感和关心的需求的表达是成人依恋需求的表达，而不是退行到婴儿行为模式上。

    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倾向于支持鲍比的观点，在依恋关系的形成、维持、中断和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一条维持起来毫无困难的纽带会被体验成安全感的来源，纽带的更新会被体验成快乐的来源。在鲍比的观点中，情绪的很多精神病理的原因在于情感纽带的精神病理。

    依恋必须需要的是黏附，胜于对吸吮或口腔需求的满足（如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的一样）的需求。哈瑞-哈洛（Harry

    Harlow，1974）很形象地展示了系统发生学中存在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哈洛的实验中，用布或者金属做成的代理母亲来喂养猴子，猴子更喜欢布“妈妈”，而与哪一个提供牛奶无关。希望通过黏附来获取舒适感的需求要比被喂养的需求更引人注意。婴儿一旦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那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找到一个依恋对象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急迫了。

    从婴儿早期开始，婴儿就能够根据气味和声音识别出依恋对象（通常是母亲）。在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如果把婴儿交给另一个人照顾的话，婴儿就会抗议。在这个时候，婴儿具有了勾画依恋对象、作比较和反抗不熟悉的人的认知能力。

    鲍比认为，依恋是由一个控制系统来组织的，这个控制系统通过交流来调节与依恋对象之间的距离。当处于沮丧或痛苦状态的时候，婴儿最强烈地需要与依恋对象亲近。当关系的延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于依恋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幼童的依恋

    虽然鲍比反复强调依恋行为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重要性如同在儿童期的重要性一样，但依恋的研究还是在年幼的儿童中最容易进行2。首先，依恋行为在生命早期更容易观察。当儿童焦虑的时候，他们会从身体上寻求一个依恋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观察到。

    鲍比的同事玛丽-安因斯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测验”作为一种研究年幼儿童的依恋行为的方法（Ainsworth，Blehar，WaltersandWall，1978）。

第二部分 第4章 依恋(2)

    3

    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们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and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