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总体式的了解，可以推论一位国中生由「好学生」转而成为「适应上」的不良状态，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三：父母的依附性控制、学校的标签作用，以及友辈团体的结合。

父母的依附性控制简单地说，就是父母亲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程度；所要听的「话」，即为社会对青少年的期许。因此在这个变项中，已预先假设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与社会对青少年的期许是一致的。朱瑞玲（民75）的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特质的主要期待是负责、用功、以及合群；高淑贵（民75）亦获得母亲对子女的期待是乖顺、有责任感，及勤勉。研究结论均指出被期待的青少年行为特质是相当传统的。若再加入父母亲对子女受教育的目的之主要主张是贡献社会（朱瑞玲，民75），则假设「父母亲对子女的期待与社会对青少年的期许是一致的」应该可以成立。

至于父母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程度，可以间接地从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时，所求助的对象推测之。因为家庭的功能之一是满足其子女的生活所需（李亦园，民77），以及情感上的需要（朱岑楼，民70）。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可以视其为需要未能被满足的压力状态（press）（Murray, 1938）因此子女于此类压力状态下之诉求帮助的对象，主要应该是父母。所以父母能够要求子女听话的程度，可以间接地从子女于生活中发生困难时，所求助的对象推测之。

北市少辅会（民73）的调查发现未升学就业青少年遭遇困难时，求助于父母的比例约为35％，求助于朋友的，约为30％，这项比例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与十九岁至二十三岁的青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另一方面省政府卫生处（民71，民72），连续两年的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第三期与第四期调查）报告均指出十二岁至十七岁的青少年与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青年，前者认为「最了解自己的人」是父母的，约占70％，认为是朋友的，约占16％；后者的相对比例值则分别是60％与22％。另外，吴英璋等（民69）的调查则发现，于「家庭冲突」、「经济问题」、「学业问题」、「学校生活问题」、「人际问题」、「身体问题」、「情绪问题」、「自我概念与自卑问题」、「性问题」以及「人生问题」等问题中，仅学业问题的求助对象主要是同学与朋友，人生问题的求助对象主要是师长，其余七项的主要求助对象均是母亲，而国中生比高中生更倾向于求助母亲。以上三项数据比较起来，若将未升学未就业状态视为一种偏差行为，则大致上可以推测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对母（父）亲的依附性之比例即较一般青少年为低。

至于家庭因素与问题行为之关系，朱瑞玲与杨国枢（民67）从家庭背景、家庭关系、教养方式，及家庭气氛四方面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父母亲子女的关心程度、父母之间的相互敬爱、父母管教态度及管教的一致性，及父母对子女功课的督促等四类变项与子女的问题行为的多寡有显著相关。钟思嘉（民75）整理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指出家庭气氛与青少年偏差行为有相关，但研究之资料尚有限，无法有一较明确的推论；至于父母管教态度方面，则有相当充份的资料说明其与偏差行为有显著关系。

家庭因素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是亲职功能的探索。余德慧（民75）将之区分为家庭父母角色功能，家庭要求与满足感、家庭疏离倾向、以及父母管教态度等四类亲职功能，发现家庭因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