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优点，同时也显示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敝端。没有被战争所破坏的美国本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得以在普遍的世界破败中疯狂运转。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人们又沉浸在曾经有过，并且从不间断的物质享受的狂欢之中。这种成熟的资本主义依靠科技的力量以及成熟的市场运作，使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写的那种粗鄙资本主义形态的罪恶似乎已成为过时的历史云烟。而工会组织的力量的强大亦开始使工人阶级分享到了由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好处。这样，构成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的各种敝端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通过繁荣和普遍的富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似乎已得到了解决。
    这似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遇到了麻烦，即一种道义确认的困难。然而他们敏锐地发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表象、假象、幻象而已。在统治术方面，资产阶级已变得十分的高明，那种拿着皮鞭驱赶奴隶的场面是已经看不到了，但一种精神控制术却被高明地置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中心。与以往不同的是，科学技术已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而是已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具有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的同时也成了一种操纵人的工具，其“科学性”幌子并被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看起来资本主义是如此自由和繁荣，然而这种自由和繁荣的背后是对人的需要和人性指令的修改以对人的无所不在的操纵。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看起来是如此的合乎理性，然而却又是如此的不合理甚至疯狂。种种迹像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这一论断，集中反映在弗洛姆的名著《健全的社会》中。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他既是马克思的信徒，同时又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这样的双重身分使他的研究领域明显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他大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与同属“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沙利文、霍妮等不同，精神分析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和实际的治疗理论，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武器。在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行列里，他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病理学的剖析而著称。他的批判深深地切入资本主义的病态化存在背后的文化危机之中，其入木三分的分析使人的存在困境呼之欲出。而对“文化”，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质询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合理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心脏。

三

    《健全的社会》发表于1955年。然而，看起来它说的事却像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下的中国。这情境真是太熟悉了。不仅如此，他的任何一本书所批判的现象都像是发生在今天，甚至我们身边。这确实使人悲观：思想家们所批判的现象，几十年来从来就没有销声匿迹。其自律运转的内在法则已无法控制。然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弗洛姆思想的魅力，其依赖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界定以及对人的需要、人性的剖析使批判因具有人的普遍性维度而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这种指向人本身的思维方式对人的解放的诉求作出了事实分析与价值判断上的确认。
    弗洛伊德在其晚期著作《文明与不满》的结尾曾指出过既然文明能使人发神经，而社会又是由人所组成，作用于人的各文明戒律同样作用于社会，那么显然社会也可能陷入病态。然而他没有尝试过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作为他的学生，将精神分析推向文化、人本的纵深之处的弗洛姆正好接手这项工作。他也确实将社会的病理学研究推向了一个任何前人都不曾达到的高度。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首先得看整个社会的人是否普遍地处于一种病态化的存在状态之中。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神经病，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对人的压抑后果的理论早已解释了这一点，然而普遍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模式的病态化，甚至直接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大量存在都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一定出了问题。它至少反映出两点：一是统治的压迫、榨吸指令已通过意识形态的奴役和操纵内化入人的本能结构之中，二是不管人适应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