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分析：它以人作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其价值判断由具有主体性的人所发出；它通过对人的病态心理的剖析，鞭挞社会对人的操纵和否定，呼唤人的尊严的回归。因此，人的尊严，人的生产性本性是一切社会统治、管理形式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所存在的客观标准只能由人来确定，即看人在这个特定社会中的命运。这个标准无疑是个可靠的标准，因为社会的存在最终是为了人的存在，社会的进步、发展最终只有回到人本身才能获得意义。然而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病态；使人致病的诸多社会因素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中。所有社会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存在统治并建立在权力压迫的基础上，而由此带来的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劳动的榨吸以及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奴役本身就表明一种社会的病态，更不用说这些统治的手段所对人的摧残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突出之处，不过是把对人的操纵、奴役隐秘化了，在深入骨髓的摧残之中使人的主体性彻底被“消解”，使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四伏。不用说，将人当成工具、符合、机器一样的玩弄，这是对人的侮辱的极端。这是对人性、人的需要的彻底颠覆。
    弗洛姆由此所确立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病态、不义的尺度便是它不符合人性和人的需要。勿宁说，它修改了人性和人的需要的指令，使人自动地以其全部生活嵌入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之中，作为自己和社会的陌生人而附庸于本由人所创造的世界。而在他看来：“处于任何一种确定文化中的人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其独特的外表却是由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人性的某种外在表现并不就是人性的内涵。比如说人的攻击性和贪婪。这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人的生命受挫和精神发展出现障碍的结果，它们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人的存在本身的产物，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只有处于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确认和被赋予某种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通过对人的病态行为的观察和对他们在致病环境中的反应的判断可以反向推出人性的某种内涵的存在。这就是说，抽象的人性论只有从具体的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产生的某种反应才能得到理解。这种方法是典型的精神分析的方法，从以往的抽象人性论的独断论的逆向角度入手，触摸到了具体社会环境的本质。而它的困难则在精神分析对人心的天才洞见中变得无足轻重。通过对人的反应形式的考察弗洛姆认为：人都力求活得幸福、健康、有活力、能发挥出他的生命潜能，要是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或道德上的白痴的话。这就是说，人渴望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尽情地与他人合谐相处，充分发挥出他的生命潜能，在无愧于他的尊严的基础上自由、健康地确认他的存在。这与那种我们常常看到的认为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实际上，后者的“实然状态”并不是“人性”，而是人性被后天的社会环境所摧残、扭曲变形后的结果。

五

    与人性一样，人的需要在社会中也遭到了扭曲。它被修改了，重新编码了，我们所看到的需要不过是社会所强加的结果，它不代表人的本真渴求，倒是会不知不觉地将对它的理解纳入既存意识形态的网络之中。这正如弗洛姆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的：“一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不一定是他自己认为的需要，因为最具病态的目标也能够被人主观上地认为是最需要的东西。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的，可以通过人们的研究确定下来。”因此，在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以及本然状态的对立之中，对实然状态的拒斥虽然最终指向应然状态，但仍然必须以对本然状态的探讨为出发点。而这个本然状态却又只有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存在境遇的追问，对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上和由此导致的存在困境的界定才能勾勒出来。
    现实的人的存在境遇是什么？他像无头的苍蝇一样，被意识形态之网准确地捕捉。他与自己和他人处于隔绝之中，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而只能重复别人的意志。他是生产的机器、他人利用的对象，一种可以出卖和用来交换的物品。适应一系列对人构成侮辱的现实环境让他具有了虐待狂――被虐待狂的双向性格特征。逃避自由构成了他活动的最终结果和严厉前提，他的存在本身全由外在的“偶像”所规划而具有了偶像的种种属性。“生活变得没有意味，没有快乐，没有信仰，没有真实感。每个人都是‘幸福‘的&rs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