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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家观照的社会学与现代人的社会心理病因 (3)
2008-05-27 09:31:43 作者：华人心理咨询网来源：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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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不去感觉，不去推理，不去爱。”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在弗洛姆的判断中是：“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而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非常明显，人的心理问题是社会结构的病态化演绎出的一种结果，但同时也得到了人的存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心理定势或本能冲动的呼应。那么，这样的一种现实存在困境是不是在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的支持下而具有了悲剧性的特征？它能不能追根究底溯源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存在定位？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人既不依靠纯粹的本能生活，他早已远远地超越了动物界的藩篱；但他同时也不是神仙，他无法企及那种自由自在、完善完满的状态。从他抛弃纯粹的兽性而沾上人性，并缓慢地朝神性运动的那一天开始，他便是一个过程，正如尼采所讲的他只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连着猴子和超人。因此，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中位于神性与兽性之间，他摆脱了兽性，但永远不能达至神性的终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的存在必然是残缺的：他既无法再度与自然处于自在同一的状态，同时也根本不可能进入一个完善完满的境界而与世界重新统一――他只能借助自己的爱和理性才能建造一个重新与自然合谐的家。关于这点弗洛姆曾一次次地引用《圣经》中人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来加以阐述。人本是自然之子，他从自然之家里走了出来。他失去了家，斩断了与自然的原始联系纽带。为了成为人，他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分裂了。这种分裂通过生物进化中的生理学基础使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成为人通往“人的世界”的第一次表达。而这种分裂，这种表现为“过程”的运动的超越性维度和与世界的分裂意味着他必然是自由的、孤独的，他被抛入一个陌生危险的世界中，植根于与世界的分裂的恐惧感吞没了他。他为此感到焦虑、不安、痛苦。他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感觉到外界对自己的威胁而自己无力作出回应。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这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矛盾的心理冲突是人的存在宿命，人的悲剧性就由此而来，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一种想退回与自然曾合谐相处的状态的心理定势。
    这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困境产生了人的各种需要。这种需要有别于人的植根于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需要，它也不同于马斯洛所提出的著名的需要理论。在弗洛姆看来，人有五种需要：联系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定向的需要。这些需要主要是在存在论――心理学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它们是一种 “内在需要”，只要是人，因他的存在境遇便会产生，尽管可以对此进行蒙蔽。每一个人都必须解决这些需要，否则在心理上他将无法生存下去。
    人从自然家园里走出意味着他与自然已丧失了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联系，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因此他必须通过社会和他人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联系，否则他将湮灭于这个陌生恐怖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联系的需要。如果说联系的需要植根于人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无依无靠，那么一旦人被时代、社会控制力量等进行“规定”，他总要超越于这个存在状态。人的存在本身便表现为不断地扬弃既存状态而永远地向未来开放。因此，超越性的需要被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先在地给定。超越性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挣脱偶在性、受动性和被规定性的束缚，表现为人对外界的一种“凌驾”，因此，创造和破坏都可以导致人“超越”的快感。与联系的需要紧密相联，割断了自然纽带、丧失了存在的根基的人在“无根”中承受着孤独和无助的煎熬。他必须寻找到新的生存根基。这种需要实质上是渴望被一个温暖的母体所收容。也许我们可以说，人不仅仅需要安身立命，他还需要获得一种存在的确证。任何一种存在物的存在本身都意味着不断地对自己的存在进行确立。这是一种自我身分感的确立的需要，否则他将很难体验到自己的主体性。在弗洛姆看来，除了以上的需要，人还需要将自己安放在某种精神结构中，他的行动和献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目标、对象或者说定向参照：“人需要一种定向参照系，这种需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基本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得有某种定向参照，而不管这种参照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当人有了这种满足主观愿望的参照之后，他才能正常地生活。第二个层次是，人需要以理性来把握现实不，客观地理解世界。但是，发展理性的需要不及发展定向参照的需要那么迫切，因为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幸福和安宁，而不是精神的健康。”而判定这一切的标准，则总是从人性和人的发展角度，及从人的精神健全、人的生命力的成长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    　　
    不难看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解决这些需要的方法，但哪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方式，力图退回到与外界处于自在统一的状态中去，其结果便是偶像崇拜和“逃避自由”产生的“施虐――受虐”倾向和状态。另一种是理性的方式，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使自己的生命力获得生长，在通往人的道路上获得发展。然而悲剧性在于：前者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逃避途径，它只能造就普遍的屈从和奴役；而后者则难上加难，不仅在于人很少具有这样的“存在的勇气”，更在于社会所存在的统治功能近乎阻塞了这一途径。

六

    无疑，弗洛姆所界定的人的需要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里获得满足。恰恰相反，它通过对人的这种需要的重新编码将它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之中。这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固若金汤。同时，对人的需要的重新编码导致人对由统治意识形态和市场瀼输的虚假需要的认同，这扭曲、违背了人性的真正诉求，必然使人以一种变态的方式要求对此进行补偿。这产生了两个恶果，一是异化的加剧，二是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疯狂。而无论是异化还是社会的疯狂都是一种病态。
    人的需要是弗洛姆从事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的“阿基米德点”，而“异化”这个概念则是他理论的中心。这个在社会病理学意义上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里溜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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