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被要求注意到在病人和她自己之间这一亲密的联系或者‘紧密配合’。分清这一牵连就是Brenman Pick所说的‘在反移情中修通’9。Money Kyrle详细说明了这一修通

使得三个因素有必要加以考虑: 首先是分析师的情感干扰,因为在他能充分除去对自己的约束去理解另外两个因素之前,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静静地处理这些干扰;而后是在产生反移情中病人的角色,最后是它对(病人)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三个因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被整理出来,然后,反移情实际上在发挥一个灵敏的接收装置的作用(1956, p.361)。

当分析师能在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绪干扰之间作出区分并且遇到麻烦时,我们在正常的反移情之间作出区分是有些意义的。

节制

Bion开创了描述分析师情绪干扰的本质和过程的一个不同方式,他的详尽阐述的好处在于:为一个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提供一种模式---同婴儿在一起的母亲的模式。他具体阐述了作为‘容器和被节制’这一观点。

分析情境在我脑中制造了一种目睹极早时期场面的感觉。我感觉,病人在婴儿期目睹了一个对婴儿的情绪表现尽职地发生反应的母亲,这一尽职的反应里本身含有不耐烦的成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所想要的,母亲应该将婴儿的哭声看成不仅仅是对她存在的一种需要(1959,pp.312-3)。

婴儿除了需要来自母亲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些东西,它需要一个能感受干扰的母亲,母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干扰。

在婴儿的眼光看来,她应该把孩子快要死的恐惧放在心里,从而去体验它。孩子不能控制的正是这一恐惧…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能够体验这种恐惧感,婴儿正努力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处理这种感受,而保持了一个平衡的看法(Bion,1959,p.313)。

这一以婴儿和母亲为特征的情绪化的,非言语的互动已成为核心分析性关系的一个模式,技巧是"感受”恐惧且仍旧保持头脑平衡。Segal赞同这一作用:

母亲的反应是, 承认焦虑并去做对缓解婴儿痛苦有必要的任何事情。婴儿的理解是,他将一些不能忍受的东西投射到客体那里,但这个客体能够控制并对付它。然后他就不仅能够重新内射他原始的焦虑,而且还有经过被控制而减轻的焦虑。他也内射了一个能够控制和对付焦虑的客体(1975,pp.134-5)。

接受、对付痛苦并让婴儿了解痛苦的功能现在普遍被称为‘节制’,在这点上看,重点放在一个人内部发生什么,对痛苦的投射放在这些事情上。有时称作‘领会’(或者代谢),重要作用是将痛苦转化成一个可忍受的痛苦体验。

但事情可以走向反面;该母亲不能‘忍受对这些感受的体验,表现出的反应要么是否认它们进入,要么替代性地变成对焦虑的牺牲品,这一焦虑由婴儿情感的内射而产生。’(Bion,1959,p.313)。

这两个替代同较早描述的分析师的问题相联系-- -要么冷淡,要么脱离角色。结果是,婴儿‘重新内射,不是一个制造得可以忍受的对快要死的恐惧,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害怕’(1962,p.116)。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性设置包含一个类似的容器---“内射病人的痛苦,‘领会’它并将其变换成一个有声的容器”,这一容器在当时作为以解释形式进行的谈话而得以传送。

在下面的简介中病人将自己体验为与分析中的一个客体有关并且在内心(他记得的‘母亲’)‘否认他进入’。这一客体不顾及他的需要,那时病人内疚地认为他的需要对客体而言是不能忍受的负担。

这个35岁的男人带着对受攻击的妄想狂的恐惧开始分析,这很快采取了分析中的焦虑形式,这一焦虑时,我放进他脑中的观点会让他及其观点消失。

在一次会谈开始他告诉我, 他还没有写好在那次会谈之前我给他的账单的支票。今天早晨,他在临时上夜班之后直接来找我。今天,他发觉和他从家里来找我的感觉相比不一样。在5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亲戚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他的母亲在街上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且拒绝给钱。他暗示到,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

他对母亲的这一看法极为多见:在她头脑中被她所具有的其它想法和问题而分心的某个人。

我说这个情况很复杂:他的工作很清楚地将他从我在账单里表达出来的需要中分散出来,但之后他对此感到内疚,仿佛在我这里他就象他的母亲没有给无家可归的乞丐一点点钱一样。而我意识到自己极渴望解释这一联系。

他用一种略带傲慢的方式作出反应, 他认为我生活在伦敦的一个多么豪华的地区。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可我觉得它带来了别的东西。我想知道,我那么急切地要对这一联系作出解释,这对他来说是否感觉我似乎想要管住他,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处于被除去的危险。实际上我可能快了一些,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因为我觉得他对关于支票的说法带有一点非道歉的性质。

当我正努力在脑中捕捉这一想法时,他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他告诉我,在今天到我这里来的路上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他很真实地说起这一点,仿佛他期望我认识到这同早期某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故事的联系。片刻之后,他说他更为自己的需求担忧。

然后我就根据一个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假设做了一个解释。我假定冲突是与接受对需求的理解有关的。因此,我对他谈到在他那里,在乞丐那里,在我这里以及在他上夜班时照看的那些人那里存在的需求。我发觉自己对这一解释感觉有些满意。

他的反应很独特。他说跟我在一起就象在撞一堵砖墙。那时我认为自己的假设已经错了,在那一刻他的冲突并不是关于对他的需求的理解。相反,冲突仍旧是,他同在我这里一个客体之间的斗争,一个忽视他的想法,有砖墙一样头脑的母亲,并且对我自己的想法很满意,我将这些想法加到他那里。

我说,在那一刻他觉得我被自己的想法而分散了注意,并从他所说过的内容中转移出来,我让他想起一个没有机会考虑他的母亲。

格外明显的是, 他不满的时刻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觉到由这一解释引起的回忆,而后他说出自己处于攻击之下的种种感觉。这不单纯是他的需求,而是当他处在需求中时却被一个消灭他的想法所攻击。该病人对这一点极度敏感:同他在一起的人是否具有对其痛苦很开放的头脑。我记录的那些时刻表明,我声称在这一互动中我所做的实际上有我自己特有的一些感受,我对这一互动发生了反应。在这一点上我能和他制造出一种易激动的干扰而进入他的心灵。

当我的病人试图利用我的头脑作为一个放他自身体验的空间时,就象Bion说的那样,他发觉我的头脑拒绝接受他的体验和需求,在我这里,病人被一个客体所占据,这个客体远离他的需要,并使得他因给母亲带来麻烦而感到内疚。

然而,我在一刻充分把握了这一问题,他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实际上得到了理解,而且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考虑到这一点时,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情况下,我的言语阐述控制了即刻的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恢复了对此加以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能力。

如这里所说, 当事情‘走向反面’时,之后病人就面对一个未控制痛苦的分析师。当病人投射不能忍受的体验,那时他常常关心分析师脑中所想的(Hinshelwood, 1985)。然后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可能有两种。分析师要么可能直接对病人指出他对分析师的投射,要么可能叙述病人针对分析师的威胁和破坏的幻想10。后者指向病人对分析师所做贡献的体验。Steiner对这一事件评论道:

在这段时间病人最直接的关心是他对分析师的体验…我认为这些解释以分析师为中心,并将它们区别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一般而言,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更多以传达理解有关,而分析师为中心的解释更有可能给病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1993,p.133)。

如果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占据了病人,那么在会谈中这是直接的焦虑,如果可能的话,需要通过解释提出来。是的,即使病人对分析师的幻想不正确也应如此,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真实的。

对于病人关于分析师情感的幻想所做的这些解释可用一个‘因为’从句得以详尽的阐述,指出分析师的心理状态是由于病人的特殊影响而产生。但是,至少在开始病人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会带来一些困难。此后,病人感觉到被侵犯而不是被理解。对于Steiner的一个病人,

当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暗示,她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时,[然后]她变得非常为难,倾向于离开。她觉得有时候我采取一种正当的语调,这使她觉得,我正拒绝细查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贡献而且自己不愿意接受责任感,这尤其超出了责任感的问题。(1993,p.144)。

责任感对抑郁性焦虑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刺激物,在病人想象中的角色能够得以解释之前,也许不得不完成对该状况某种程度的修通。也就是说,病人对分析师情绪的责任感带来一种负罪和责备感,可能涉及到一种理该得到惩罚的感觉11。是否应对这一责任感加以解释,或者如Steiner所提议的那样,病人的这一责任感和负罪感不应受到伤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或者相反,我们需要在分析过程中不妨碍病人继续反省能力的情况下判断病人所能承受的责任感程度。

规定

规定的一个方面是压力,分析师在这一压力下实际上履行着病人的移情人物的角色12。Joseph以下面的工作开始:

注意病人利用我们-分析师-带着焦虑帮助他们的方式。毕竟,促使病人来作分析的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控制焦虑。尽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病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1978,p.223)。

病人对他需要的治疗的看法或许不同于我们。事实上,这一冲突很常见,尤其当病人基本相信痛苦很难被任何一个人所控制时。然后他们通常会无意识地期望,我们会如他们对一个共同的回避所预期的那样去行动(Feldman,1997)。

接着,实际上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被迫真正去扮演角色。只有通过反省我们让自己进入了什么角色,我们才能理解病人和自己---这能确切地告知我们,要避免什么,或者我们共同期望沉湎于什么样的满足和兴奋之中。评论Joseph的工作时,Feldman和Spillius写到:

分析师大概觉得处在某种压力下来减轻痛苦,时常借助一些形式的活动(诸如回答问题,给予保证,或予以解释),对病人来说其心照不宣的含义时,分析师也不能忍受痛苦(1989,p.50)。

然后,分析师受到诱使,朝向具有行为特性的防御行动---做一些什么来改变关系---而不是清楚地表达这一关系的痛苦。Joseph叙述了一个简介,表明她用一种方式感受到病人正需要她在病人的一个幻想中扮演一个角色:

A 病人在会谈开始时告诉我,他头一天晚上又一次对妻子发脾气,他列举了一系列自己所做的明显不和善的、不可容忍的事情以及他妻子的反应。从这一点听起来他可能正体验我们所称的"超我焦虑”…或者他也许正谈论对于妻子、妻子的冷淡以及坏的婚姻状态的焦虑…或者,他在给我讲我工作的失败?…或者这可以理解为同分析师关系的一种见诸行动?(1978,p.223)。

交流本身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含义或相近的含义。她接着描述,在这一会谈中她本人的经历是如何帮助在这些含义之间作出决定的:

其实,从我对正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从病人谈话的方式以及在会谈中制造的气氛来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病人试图把我卷入一种…对他的抨击…这里的企图是,让分析师同病人一起行动,受到干扰,变得生气而有批判性(p.223)。

分析师通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理解她自己的感受,开始明白了这一使人激动的抨击幻想13。她象Bion一样传达这一思想,(不知不觉地)被还原到一个特定的角色,分析师的特殊工作在于,识别病人无意识中将分析师推进了什么角色。这些时在会谈中共同的规定。它们可能很烦;而对分析师来讲又很适宜。

由Joseph的病人所做的,对于扮演性虐待迫害者的邀请则不同。其自我反向激励的特性使得分析师能够相当快地意识到这一压力。

然而, 更多与环境相适应的邀请发生了(Feldman,1997)。分析师易于倾向的本质关系是履行一个好母亲的角色,分析性的关怀时常可喻为母亲式的关怀。 Brenman Pick描写一个病人,病人报告了一件事,在一次汽车事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