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有某个人不会把电话放下, 而是接纳和理解…由此料想,对分析师的移情为,一个更善解人意的母亲的形象。可我相信,这同在这一情境下,分析师那里可能希望母亲般地保护病人的某个部分 ‘不谋而合’。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和考虑自身的这样一种反应,我们要么见诸行动,用实际的母亲般的保护(可用言语或其它共情性的姿态)使病人得到满足,要么对做到这一点变得特别害怕,一直很冷淡,未触及到病人想要被母亲般照顾的愿望(1985,P.159)。

实际上, 做到象一个母亲常是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的第一个重要动机。病人会正确认出这一点。因此,将这一例子扩展开来,将母亲般照顾的不好方面归结于家庭、配偶和过去的客体等等,远离了会谈和分析师个人。取而代之的是,分析师成了令人满意的好母亲---好于其它所有客体。为了自我与环境相适应,双方可能都喜欢那一假设。

当分析师借助这些反移情的参与跟上病人,而且共同的规则出现时14,病人可能会准确地察觉到分析师那里正发生着什么15。随后产生三种可能性:(a)病人在分析师那里错误的看见他的幻想;(b)病人在分析师的心理和行为状态中准确地看见他的想象;(c)在某种程度上,病人在制造他自己对分析师心理的想象方面发挥作用(角色应答---Sandler,1976)。在任何一个病例中,从病人的观点来看,他与一种在某方面被扰乱的心理有关。

有一个倾向, 那就是,病人所受的干扰越多,他们审视分析师的解释来评估分析师头脑中正发生的东西就越准确。对分析师来说,解释是大量提供的领悟,但对病人来讲则完全不同。它们似乎可能就象进入分析师心理工作的开始,告诉病人他是做了一些破坏还是没有,并且可能将关于分析师的不满或者报复---或者宽恕的迹象给予病人。

相关的客体‘扮演’

在英国精神分析惯例中有关反移情观点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来自Ferenczi 的临床试验(1988)。这由Balint在布达佩斯继续下去并在20世纪30年代被带到伦敦(Balint&Balint,1939; Balint,1950)。这一‘Ferenczi惯例’已由英国分析师自治团体阐述。(Kohon,1986;Rayner,1991; Stewart,1996)。

Ferenczi 在他的<<临床日记>>(1988)中大胆记录的实验似乎设想知识只会以一种方式起作用,只有病人是已知的。这与对空白屏幕分析师的需要相一致。然而,为了平等的利益(以及攻击性的退行),他安排了这样的设置以便可以被颠倒过来。反之,分析师正常的处于一个了解病人的位置,颠倒分析师和病人的有形位置会使得谁去了解谁倒过来。Balint(1936)回顾了Ferenczi的试验,最后建议在许多病例中坚持经典的技术。但是 Little(1951)也考察了这一问题,建议分析师偶尔分享她同病人在一起时自身感受的分析。

Balint 强调,病人和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彼此都有利比多的投注。但他也提出,对病人移情和分析师反移情的理解不耗尽必要的工作。对两个个体状态的描述‘由于对基本特征的忽略仍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发生,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客体关系中’(1950,p.123)。

那一客体关系是‘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p.123)并组成某些超乎寻常的东西。Balint强调‘由分析师制造的一种对病人很恰当的气氛’(p.123),并宣称,每个分析师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将自身的气氛带入特定的分析中发挥一份作用。

这在Winnicott ‘避免通过作解释打破这一自然过程’的指令中得到了回应(Winnicott,1969,p.711)。Winnicott越来越多的将移情/反移情看作其自身的一个微妙的活动场所,由两方面共同组成。作解释阻碍了一个正常的过程。‘我认为我的解释主要是让病人明白我理解的范围。原则是,是病人也只有病人才具备这些答案’(p.711)。

这些是对一个趋势的基本陈述, 以英国独立派为特征,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处理关系,而不是单独的剔除个体。Winnicott开始特别显著地用他对第三领域的描述让这一趋势理论化,他将第三领域这一过渡性空间详细说明为同时具备‘我’和‘非我’的特性。在这一领域里个人能够继续‘纵情于一个游戏’,使他们婴儿期的无所不能在成人生活中得到满足(Winnicott,1971),在极端状况下,反移情的概念完全并入对个人风格的考虑,这一风格同病人的风格协调16。这些起源同Ferenczi的试验一起,导致许多客体关系分析师驳斥这一看法:分析师可能同他们的病人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Bollas(1989)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这一点。分析师的风格和造成的气氛成为病人和分析师之间一种幽默的创造力,这一认识在独立派惯例中形成了牢固的根基。它看起来好似,在一个恢复一人对另一人‘情感反应’的正常共鸣过程中,为病人提供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

当这一共鸣看起来要被打断时,分析师会谦虚地倾向于假定,病人感觉分析师错过了病人正在表达的某些东西。然后,独立派分析师会参加一个内部督导(Casement,1985)。

这些关于创造力游戏,或者关于分析师需要作督导的失败感受的观点也许可以同Money-Kyrle关于反移情的正常和异常阶段的见解相提并论。但是,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差异很大,从而导致技术上的差异。

Klein/独立派的比较

客体关系惯例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独立派和Klein组),其意见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距离’的注意方式上。尤其是,Kleinians作为在心灵内部关系中一个要被分析的人来处理这一人际距离。独立派客体关系分析师会将其看成其间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双方都能创造并实践一种创造性的、自发的关系。这也导致在分析性设置中关于行为的不同看法。

当情感变得混乱、纠缠不清时,分析师旨在意识到这一点,并认识病人正在寻求的关系。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戒除对提出的这些关系的遵循---或积极地应付新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认识这一被要求的角色和实现这一角色之间做出区分。

在一定程度上病人会希望这一角色被承认, 从而希望分析师的头脑用这一方式来认识他。他会做一部分试图去理解自己。此时Bion对相关联系的阐述很有用。他根据Klein对好奇心的研究,以一种特殊的epistemophilic联系为出发点;称其为‘K’联系(1962)。他将其与更亲密的情感联系相对照,描述更亲密的情感联系的特性为‘L’ (爱和被爱)和‘H’(恨与被恨)。‘K’联系是了解与被了解的特定关系,代表对另一人心理的询问与好奇。

加入‘L’和‘H’联系相当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