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中,“我”面对的世界,决然不是一个“它”的世界,我视世界为“你”。这种本源性关系的一个首要特征是,他具有“直接性”。布伯说: “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于‘我’与‘你’之间,……一切中介皆为阻碍。”(P27)强调“直接性”,就是要否定“关系”中的“中介”。中介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我”与“它”的关系中,我就视它为达到我的目的的手段。在理论中,概念即是中介,是把感知观念固定于存在中的手段。布伯要求否弃一切中介,达于一种真正的直接关系,因为一旦纯粹关系夹杂了别的东西,就会使关系变质,“使关系本身丧失实在性” (P106)我们就会迷失于中介中,而忘记了我们与世界原本即有的密切关系。
与“直接性”一样,“相互性”是本源性关系的另一基本特征。“关系是相互的,切不可因漠视这点而使关系意义的力量亏蚀消损”(P23)。在布伯看来,我们就生活于相互性中,“栖居于万有相互玉成的浩渺人生中”(P32)。“我─你”的相互性不仅表现于人与人,同时也包括人与物,人与神。布伯藉圣经中神人之相互交流而表明:“相互性”是所有存在的特点,我们不能漠视来自自身之外的一切音讯。
在强调了“直接性”和“相互性”之后,我们能比较确凿地来把握布伯所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之间”(between),这是布伯最为基本的学说。“之间”是与以往近代哲学中主体性领域相区别的标志,因为“之间”不可能在“我”之中发现,不可能在意向性中发现,不可能在主体的内在性中发现,也不可能在我理解的世界的对象性中发现。布伯强调“之间”要表明,他的出发点不在“我”,也不在“他者”,而是在我与你“之间”。“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P57)。这样,我与你虽结合在一起,但不会变成一个事物。“之间”的最好体现是“言谈”(conversation)。 “言谈”使你与我既保持各自特点,又使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中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这一与以往哲学相颠倒的说法旨在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但决不回到整体主义,如黑格尔那样。“我”与“你”有联系,可是不能淹没于整体中而丧失自身。
如果从动态来看这种关系,就是“相遇”。人们步入“之间”的领域,也即我与你的相遇。布伯说:“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P27)在相遇中,我与你共同走近,相互靠拢,只有这样才是相互平等的,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相遇是相互性的保障,是相互沟通的保障。在相遇中,他者虽外在于我,但我可以对他有同情的洞见,“当我们沿某种路径行走,有人践行他的路与我们相遇,我们只能知悉我们的路途,但在相遇中我们可以体察他的路途”(P98)。这样,相遇给交流创造了机会,相遇给“言谈”创造了机会。相遇是“言谈”的前提。在相遇中,异在的东西与我相遇,这就使我超出自身,处于世界之中,而非固守内在的自我。相遇不是我所能支配的,一种真正的相遇“决不依靠我但又决不可脱离我”(P100)。所以在相遇中“应该根除弃绝的非是‘我’,而是惟我独尊之妄虚本能,它使人回避关系世界,而进入‘对物的占有’”(P100)。相遇的概念使布伯进一步脱离自我主义,它使我向世界敞开,接受生命中所遇之物,遂形成一无限的关系世界。
通过“直接性”“相互性”“之间”“相遇”等概念,布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本源性的关系世界。其它世界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中间包括“我─它” 世界。但问题是人们常常流连于“我─它”世界中而遗忘了本源性的“我─你”世界。布伯告诉人们:“我─你”源于自然的融合,“我─它”源于自然的分离(P41);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即“我─它”是从“我─你”之中生成出来的。“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你’注定要演变成‘它’,此乃我们命运中被颂扬之悲哀”(P32)。虽然“我─它”关系背离了本源关系,但它也是人们生存于世所必不可少的,人们靠它生存发展,“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P51)。注意后半句,布伯在此强调的是“我─它”仅为用的关系,只有“我-你”才是体的关系,人们切不可沉溺于“用”,而遗忘了本体的 “我-你”关系。
我们把“我─你”的关系称为布伯的“关系本体论”。它所要反对的恰恰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我思”之在先地位,及由此确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在求知之原初性中不可能觅见‘我思故我在’,其间根本不存在哪怕是最原始素朴的主体观念。”(P37)那么“我”是如何产生的呢?布伯说“人通过 ‘你’而成为‘我’”(P44)也就是说,关系先于“我”的出现,作为“实体”的“我”的观念是后于“我─你”关系的。“仅当原初词‘我一影响-你’与 ‘你-作用-我’分崩离析之时,仅当‘作用’‘影响’皆沦为对象时,‘我’才脱离原始体验,步出无限本原的原初词,成一实体”(P37-38)布伯在此的论述,颇合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论”。自我意识非为自我反思的产物,而是面对他人才产生的。从上述分析中布伯坚定得出结论“‘我─你’本质上先在于‘我’” (P38),而只有在产生我之后,“我─它”才会产生。即在原始的“我─你”关系产生了主体观念之后,才会有主客二分的近代世界观。“‘我─它’发端于 ‘我’与‘它’之组合,因为‘它’在本性上后在于‘我’”(P38)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作为对象化的产物,必后于主体‘我’。布伯在此以“关系本体论”化解了近代哲学的基础“我思故我在”,从而确立了“关系”的本体地位。
三、“关系本体论”揭示的世界
在不同的本体论关照下,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布伯深谙这一点。确立“关系本体论”也就是要揭示出本真的世界面目,不让它为流俗的世界观所遮蔽。因为“经验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P19)。
流俗的世界观即“我─它”关系所表示的,而“我─你”揭示的则是本真的世界。“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双重世界”(P17)这里 “你”“它”并不是存在于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你”“它”代表了对待世界的态度,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是“它”也可以是“你”。这里“你”和“它”都是存在呈现的样式,它依赖于原初词。
要注意,这样的论述并不是说态度先于关系,什么样的态度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关系。关系仍是先在的,它以先天的你为保障。“先天之‘你’实现于与相遇者之亲身体验的关系中,人可在相遇者身上发现‘你’,可在唯一性中把握‘你’,最后,可用原初词称述‘你’。这一切均筑基于关系之先验的根上” (P49)。“你”当然不是一种对象,“你”是在“关系本体论”印照下呈现的,“诵出‘你’时,事物,对象皆不复存在”(P19),我向世界敞开,世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目。
世界面目全新在何处?首先是对语言的理解。我们知道,从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天框架”到胡塞尔的“意向性”,传统哲学都是从意识这一方面来建构,理解世界的,但布伯理解世界之道则力图超出意识,他的着眼点是语言,他说“语言是‘你’的家”,“人栖居于语言,非语言寓于人”(P57)。可见,语言在布伯那里完全超出了主观的领域,人持双重态度,世界呈现为双重的,但仅是因为“人言说双重原初词,他才持双重态度”(P17)是语言使人从主体层面向关系层面的深化。
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理解“我─你”关系。虽然,布伯的“我─你”关系包括了对自然、人、神的关系,但其中最完全,最真实现实这种关系的却是在人存在的生命之中呈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布伯三种境界中是首要的,一如海德格尔格外注重此在。为什么?此在能领悟自身之存在,而在人与人关系中语言最能体现对话的特征。“在三种境界中,与人相关联的人生最为显赫突出。其间,语言因言说与答言而完成自身;仅在其间,具语言之形的道相遇对它的回答,原初词穿梭往返,既是呼唤,称述,又是响应,回答,以同样的形式活跃于同样的语言”(P127)。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人才可真正地言说;只有在这个领域,才能通过语言相互钩连;只有在这个领域,原初词才可能穿梭往来;只有在这个领域,“你”,“我”才可能长驻于永恒的“对话”(交往)中。这是人际领域的基本特点,是人生存的特点。在与自然相关的人生中,只有反应没有回响,在与精神实体相联系的人生中,则超出了语言。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观与被观,知与被知,爱与被爱的相互性有不可丧失的实在”(P127),这中间语言起了保障作用。布伯以语言区分了我与自然,与人,与精神实体之相关联的不同人生,或低于语言,或超出语言,只有与人的关系在语言中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之呈现为双重,言说也必然是双重的。布伯认为在“我─你”关系中,这种言说是:“对…说”(speakto);而在“我 ─它”关系中,这种言说则是“谈及…”(speakabout)。这种言说的区分是布伯对话哲学的核心之一,正是“对…说”体现了布伯的对话思想。“对… 说”是以“你”为开端的,表明你是伙伴,是平等的,在你我之间是有相互回应的,而“谈及…”则以“它”为对象,表明我它之间的对象化关系,它在言谈中化为对象,人只有在把“它”作为对象来感知,看、听,触摸之后,才能谈及这一对象“它”。这种区分很有意思,体现了不同世界中言谈的特点。要注意的是,作为基本关系的“我─你”是先于任何现实的言谈形式的。在言谈中可以讲的是“你”而实质却是“它”,也可以讲“它”,实质却是“你”,“我─你”关系不在于这种表面言词,而在于先天之根。
其二是关于时间问题的理解。语言,言谈总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双重世界,双重言谈形式,则意味有双重的时间观。一言以蔽之,“本真的存在伫立在现时中,对象的存在蜷缩在过去里”(P28)两种时间区分得很清楚:现时与过去。
那么,在布伯的“关系本体论”下的“现时”,究竟作何解释呢?“现时并非指我们观念中眼下呈现的‘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