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人的视野中，有一个名字总是若隐若现地在人们的面前闪过。人们似乎知道他，似乎又不太了解，他就是马丁．布伯，当代“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在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一系列影响现代社会的伟大人物：马克思、弗洛依德、卡夫卡、爱因斯坦、胡塞尔、维根斯坦等等。但我们却常常淡化了他们的犹太背景，我们对于犹太传统依然很陌生。西方文明主要源渊之一的希伯莱传统一直没有象希腊那样受到我们的重视。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两希（希腊、希伯莱）乃西方文明之两翼，带动着西方文明的前进。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文明在我们的视野中却只是由希腊文明带动的一部独轮车。这势必造成对西方文明理解上的偏颇。马丁．布伯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在于，他向世人表明：犹太教决不仅仅是头戴高帽，两腮浓须的拉比世界中的古老传统，而是生活和思想在当代的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布伯试图超越犹太教固有的那种狭隘性，超越文化上和民族上的束缚，直接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以浸淫于希伯莱文化的思想，来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因而，马丁．布伯的思想能较普遍地为西方思想界所重视，吸纳，而他也成了当代犹太思想家的代言人。

　　一、马丁．布伯与西方哲学传统

　　任何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能得到世人的瞩目，则必然意味着他的思想切中了时代的问题。本世纪初，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欧洲沉浸在危机意识中。斯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胡塞尔也在探讨欧洲文化、科学危机的根源，寻求着哲学的拯救之途；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是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的缘由。这种危机感同样牵动着一批犹太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当属弗兰茨．罗森茨魏格（FranzRosenzweig）和马丁．布伯，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以犹太思想为背景，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提出批判，尤其是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传统提出批判，从而开创一种与西方传统世界观有别的新的思想维度。

　　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贡献不胜枚举。犹太人这个自诩上帝选民的民族，确实有着某种非凡的预知能力，在西方哲学的长河中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在中世纪，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兴盛；而近代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又肇示了德国的绝对唯心主义。马丁．布伯则无疑是本世纪存在主义思潮兴起的先驱者之一。要知道，他批判西方哲学传统，提出自己主要思想的代表作《我与你》出版于1923年，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出版还要早好几年时间。

　　在马丁．布伯看来“本世纪的疾患无与伦比，它集一切时代之病症于一身。”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与上帝的分离，这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和宗教生活都成了问题。马

　　丁．布伯在《希伯莱的人文主义》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危机。指出在近代哲学思想的指引下，人们信奉征服─进步的原则，片面依靠技术，不断脱离自然，已走向了孤立，崩溃的边缘；在社会中，个体沦为“集体”机器的齿轮，人与人相分离，责任感逐渐丧失；在信仰领域，人们已与神圣相背离，无力承担信仰；于是世界的意义只存在于表象之中，世界成了无根基的世界。相对主义价值观，放任的生活方式，道德感的衰竭，成了这个世界的特征。

　　面对这一世界图景，布伯坚持认为生活于世，必须面对上帝，但这一上帝不是外在于我们世界的，超然的上帝。他根据十八世纪流行于东欧的哈西德主义的教义，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拥有一切事物，渗入所有世界，甚至体现在当下、感性的事物中。这种带有神秘主义的学说摈弃只是礼仪上对上帝的尊从，强调日常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而人则是一种居间力量，是世俗和神圣之间的桥梁。如何实现人的这种使命，如何与神圣、崇高相联系？布伯认为这不存在于人内心的反求诸已，孤寂沉思的体验中，而是存在于一种相遇，一种对话，一种在人际中的超越，因为“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本真摹本”（P128）。世俗与神圣间的重新结合，不是体现为一种实体，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

　　我们知道，自古希腊以来，特别是希腊化时期以来，人的反求诸已，独善其身，无求于世，是求圣之道的根本途径。教父时代，奥古斯丁为反驳怀疑主义对信仰的诘难，提出“我怀疑，故我存在”也是以求诸于己为立足点。这一命题为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了先河。这些思想的实质在于固守自我，无所他求，这也是西方传统对于自由、幸福的一贯看法。布伯以上帝为终极依托，提出“相遇”，“对话”，面对他者，就是要打开这封闭的自我。这与西方固守自我的传统大相径庭，倒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对“他者”的重视颇有亲合之处，以“他者”哲学著称的马塞尔、莱维纳斯都对布伯有专文论述。

　　自笛卡尔以降，近代西方哲学以主客体二分为前提，以高扬主体性为己任。至康德，其先验主体完成了对现象世界的建构，只是还留有物自体这一尾巴。胡塞尔想做得比康德更彻底，用现象学的方法从纯粹主体性构造认识的世界。但这一思想路径始终逃不脱被指责为唯我主义的命运。后期的胡塞尔认识到此路不通，遂提出主体际学说，认为哲学不可回避“他人”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文明的危机肇始于近代对于主客体的划分，以及过于追求主体性，没有认识到人首先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与“他人”的共在。主体自我高标特立的地位在现代开始动摇，“他人”问题于是出现在现代哲学的意识中。不仅舍勒、萨特、莱维纳斯等现象学阵营中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大加论述，而且分析哲学家们也从他们固有的思想传统中来讨论“他人”问题。在这一现代哲学版图中，马丁．布伯关于“你”、“对话”、“关系”的思想有其鲜明的位置。在《我与你》中，马丁．布伯从犹太思想传统出发，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东西，决不是“我思”，也不是与自我对立的种种客体，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两个原初词“我－它”与“我－你”来表达。布伯把近代西方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归结为“我─它”关系，他认为“我─它”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它”（客体）只是“我”（主体）认识，利用的对象。在这种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不能面对神圣。布伯要世人注意一种真正基本的关系“我─你”，他与西方传统的“我─它”关系是对立的。这种关系来自希伯来的圣经，来自亚伯拉罕、约伯、摩西的上帝。布伯认为这是人类应有的一种真正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我对“你”的尊重，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深度。在这一点上，人们通常把布伯归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范畴中。但布伯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犹太教背景下的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不同于萨特、加缪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布伯认为：人不是在荒谬中发现意义，而是在平凡中寻求神圣，在“我─你”关系中去发现“永恒的你”。布伯的有神论存在主义也不同于同样有圣经背景的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基尔凯戈尔主张“慎与他人交往，独与上帝来往”，而布伯强调的恰恰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体会世界的意义，体会上帝的存在。

　　除了在内容上，布伯的思想有独到之处外，在形式上布伯亦独树一帜。《我与你》采取

　　的是诗体散文。在这方面，布伯可谓深受尼采的影响。诗在现代世界已决然不止是一种文体形式，而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含义，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海德格尔后期干脆把诗视作思的源头，

　　把诗视作存在自身的声音，把诗的形式视作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突破。布伯早于海德格尔十多年便已在实践诗的本体论功能了。布伯用诗体表述自己思想的原因还在于，布伯关于“对话人生”的思想不是来自哲学的思辩，它完全来自信仰的体验。布伯早年即有“迷狂”的体验，对西方思想史上和犹太思想史上的神秘主义素有研究，故他极其讲究思想的启示性。但布伯毕竟不是在说教，一种普遍的哲学语言依然是需要的。于是布伯首先要使自己的思想体验翻译成一种独特的概念，它可能限制了布伯思想的价值，但为了与西方传统有一很好的参照，这种“翻译”又是必须的。好在布伯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的“诗”中带有哲学术语的痕迹，但诗的力量毕竟可以冲破术语的束缚。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表述思想的形式给我们对它以研究带来了困难。学说的系统化、体系化固然有助于理解，但其危险在于来自存在本源的声音将被削弱。但是，为凸现马丁．布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变革，以及他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一种系统的论述乃是不得不为之的作法。

　　二、关系本体论

　　本体论的研究一向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从古代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到中世纪的神性本体论，直到近代的理性本体论。本体论研究逃不脱实体概念的制约。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变化，一种独立不依的实体存在始终是本体论的根本。布伯的哲学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审视，可称之为对话哲学、相遇哲学、他者哲学等等。从本体论的角度讲，马丁．布伯认为“本体乃关系”，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由关系而出，故他的本体论可称之为“关系本体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布伯对西方哲学的变革是怎样从根本上着手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布伯那里有两个原初词“我─你”与“我─它”。布伯告诉人们，代表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我─它”，本质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唯有认清“我─它”这种非本质的关系，才能确立“我─你”真正的关系。

　　“我─它”的关系在布伯看来只是一种经验和利用的关系。“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去感知世界，“周围世界仅是感觉对象”（P39）。我对 “它”的经验，表明我只是在世界之外去感知这个世界，而经验本身却在我之中，这就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无法跨越的意识与存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这是一种对立，而不是一种交融的关系。此外，“我─它”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我”是主动者，“它”是被动决定的，“我”是经验“它”，利用“它”的主体。 “我”，主体具有对象化的能力，而“它”不过是对象而已。现代科学把这一点推向了极致，从而导致人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再着，“我─它”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无论“我”对“它”的认识还是利用，都需要借助中介手段，这就削弱了“我”与“它”之间本可以有的亲密关系。海德格尔在后期讲“人是存在的看护者”，也是要有恢复人与世界的这种亲密关系。

　　与“我─它”关系相反，布伯强调“我─你”是一种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关系，布伯说“泰初有关系”（P33）这就是说关系处于本体的地位，“原初词‘我─你’创造出关系世界”（P24）。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一切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要破除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就要回到这么一种真正的关系上来，布伯说过，正是在关系的领域中，人才存在为人，人才没有被概念僵化，关系的领域，是人类现实的原初范畴。

　　在这种“关系”的世界观下，西方近代哲学萦绕于怀的种种问题也就释然而解了。在“我─它”关系中，主体“我”如何能够走出内在领域而进入一个外在的“它”的领域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大问题。在哲学上，愈是强调“我─它”关系，那么，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澄清也就变得愈紧迫。但是，如果把主体看作是关系中的“我”，那么“我”一开始就处于关系之中，如何克服“我”以进入客体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把“存在”视为“你”，则“我─你”处于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中，借用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