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高达两千三百八十五万元；有人估算，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收入在万元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日进万金”。据说，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十多件，摄像机、照相机五十多架，皮鞋五百多双，衬衣二百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知情人说，马德收的东西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有“沂蒙第一贪”之称的袁锋剑贪污公款五百多万，但他却一直舍不得动用。袁为其母祝寿，送的寿礼比其他真正很“穷”的亲属还少。查抄袁锋剑的赃款时，他贪污的金钱数目和查抄的赃款数目完全吻合，毫厘不爽，以至于袁锋剑诡辩说他这是替国家保存钱财。这些贪官工资都很高，绝对不缺钱，甚至花钱的机会都很少。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连很少的钱也不放过。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才看得清楚……最后全体观众都只得站起来看球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区，政府开辟了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来，大家都在划定的黄线之内，即并排着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交易；但是，有一个小摊贩为了比别人更接近顾客而把摊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来的情况跟球场看台上的情形一样：结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继而冲到机动车道上揽客……每个人都更辛苦，处境也更危险，而生意不仅没有更好，还可能因为妨碍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监察人员罚得个血本无归。

上面所列举的强迫症状，如今正在教育领域蔓延：本来，小学生的课业完全应该在学校解决，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聪明的家长为了抢占先机而为自己的孩子请来了家教……接着，有更多的家长被迫跟进，而原来那个以为请一位家庭教师就能领先的家长又不得不请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家庭教师，水涨船高，你追我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全民请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们不堪重负，有些小学生便想“退休”，个别小学生甚至因达不到家长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来了结年幼的生命。

在这里，对资源匮乏杞人忧天式的群体性盲目恐慌，最早实则源于个别人对资源多吃多占的贪婪——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规的动机是想占额外的好处，其结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规数倍的代价，却只能得到不犯规时应得的回报，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也就是集体强迫症。

攀比、猜忌进而相互埋怨，作为集体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会使一个集体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产生所谓潜在内耗，最终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