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当时的委屈与后来成长的不顺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有要好的朋友、亲密的家庭，以及——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总是不高兴”。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出色的兄弟姐妹，爱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病人。但她老是失眠，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老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为什么？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乱七八糟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二三十岁，自述很忧郁、很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职业，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一直支持自己，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而且，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这跟我学过的知识是违背的。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他们真的拥有极棒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做任何想做的事，接送他们上学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在他们丧失兴趣时又宽容地允许他们退出，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一句话，这些父母很“和谐”，尽量引导孩子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坐下来听这些父母讲课，暗自奇怪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他们是否做得太多？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种种理论多如繁星，争奇斗艳。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我是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
　　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
　　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有很棒的父母，爱着“高大、黝黑、英俊”(而且富有)的丈夫，生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游移不定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幸福反而减少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人的奥秘”：“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如果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现代很多父母正是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扶起孩子，开始安慰，此时孩子还没来得及哭呢。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混乱，给他(她)一点时间，让他(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她)先跟那种挫折感搏斗，他(她)就不知道受挫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心中也没有底。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了援手。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总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能撒谎的情况下，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会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站在一旁帮助他。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不认为他可以处理这种不适感。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各种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对攻击作出反应。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斗争。所谓成长，就是学会适应不那么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代劳，剥夺了孩子对挫折作出即时反应的权利。”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吉尔是美国多所大学的顾问。她告诉我，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童年时替他们消化掉了很多忧虑，”莫吉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棒的父母，但人生中总要面对一些不如意，”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但这个“如果”本身就是问题。布卢姆相信，我们中很多人并不真的希望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我们把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若内•巴彻描述了女儿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她不时去女儿宿舍，以帮忙搬东西为理由待得很久，开始她老说是怕女儿不适应，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莫吉尔说，每年开学时，大学都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后加了一场风笛游行，以便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佛蒙特大学请了“家长驱赶者”，专门负责把家长挡在某个界限之外。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负责跟那些父母解释、吵嘴。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孩子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
　　“爱和持续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注意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快乐的银行家，快乐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常说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对于蔡美儿的《虎妈战歌》有那么激烈的反应。蔡的育儿方法在博客和妈妈论坛上广受攻击，被认为是虐待，但这并不能阻止该书连续几个月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有些父母可能纯粹出于好奇而读完了它，但蔡的书引起那么大反应，更可能是因为批评者在本质上与她无大区别。她可能过于执着于孩子的成功——以她们的幸福为代价，但很多执着于孩子幸福的父母与蔡有着同样的动力，只是外包装更加漂亮而已。我们希望孩子成功，同时不要付出成功常常需要的牺牲和挣扎。温迪•莫吉尔说，蔡“以极其坦白的方式，承认了很多人想过但不肯承认的事情。”
　　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
　　当父母总说孩子“很棒”——不管孩子是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还是每天早上这样做时——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同样，如果孩子参加活动，仅因“努力尝试”就得到奖励的贴纸，那他(她)永远都不会收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失败都可以说成“努力尝试”)。图文齐说，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学和大学里，孩子的自信指数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事实上，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信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图文齐说，“父母就像仆人，载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特别，多么有才华。这给他们一种错觉，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他们极其不同。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
　　步入成年后，这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些自觉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疏远，”图文齐说，“他们不知如何与团队合作，不知如何面对自身局限性。在办公室里，他们希望永远能得到鼓励和奖赏，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如果没有一直得到鼓励，他们会丧失安全感。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只要参加就有奖品，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会发现这很可笑，没有意义。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BA比赛？”
　　荒谬的是，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杰出”时，我一点都不惊奇。鉴于父母把她说得那么“出色”，她怎么真的可能在现实中做到？为了让她有安全感，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我数学很差，”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曾这样对父母说。“你数学不差，”父母回答说，“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我们会请个家教，把信息‘翻译’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费尽心机，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她对我说，“我就是数学很糟！但在我家里，你永远不会把一件事做糟，你只会在某些事情上比别人更擅长。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我父母会说，‘噢，宝贝，不，你不是那样的！’”
　　温迪•莫吉尔说，现在，“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要么是天才，要么两者兼具，没有平庸之辈。”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如果必须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会很担心。但现在，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以便解释孩子的一般表现，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他们认为，‘普通’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