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人的内心深处之焦虑和外在生活状态之悲惨并不总是严密吻合，也就是说，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

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分析这种关系，也不涉及社会焦虑的物质和其他观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谈谈产生社会焦虑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到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即焦虑者感到，他所遇到并担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为因素，而且这种人为的因素还主要是人们的道德缺失所致。这样他就可能无可逃遁，也无可依赖。他可能感到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趋于瓦解，本来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都开始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他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或有一天也将落到他的身上。而他也预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将不会获得多少同情和帮助，他靠不了别人，靠不了单位或组织，因此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深深的忧虑。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