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偏爱。五岁上学，期期考第一，深得老师的偏爱和同学的尊敬。我在中、小学时期性格很开朗，上大学后由于组织劳动太多，耽误了学习时间，心中不满，闷闷不乐。后来眼睛疼痛，到处检查都说没毛病，就担心会瞎了，心里十分痛苦，曾经觉得活着没多大意思，一个星期瘦掉10斤。后来有个老师同我谈了一个下午，一句话解开了思想疙瘩，她说：“人的生命是延续的，历史是永恒的。”我原来就嫌人生太短，没意思，她这么一说使我想开了。
    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当时很多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去当中学教师，仅有几个能到该单位，应该说这是最好的工作单位了。但我不喜欢这个工作，希望调到研究单位去，结果受到组织批评，说我个人主义严重，我因此很不痛快。不久，让我下放农村劳动，紧接着搞了3年农村“四清”，我由一般四清工作队员到当组长，直到担任县团委秘书。四清工作很累，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长期失眠，加上同工作队长产生矛盾，心中闷闷不乐。
    文化大革命中，我本来是个逍遥派，后来不得已参加了进去。当时对运动很不理解，心情十分紧张，情绪很不好，觉得搞得不像样子，很不满。
    1969年参加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某人的反动日记。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以后写字可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写出反动口号。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重，以致不敢写字了。当时到医院治了两年多，有所好转，但远未根除。
    1970年底我被诬陷为“五一六”，被军代表搞逼供信，关了两年。因不服气，受尽了折磨。两年后病情稍见好转，能正常上班，但并未根除，写字仍然不放心，怕不小心写出反动口号来。后来担心的反动口号越来越具体化，像这样的境况持续了近八年。1984年春节，因爱人得病，孩子出了意外，心里着了急，病又严重发作。到匡院治疗，有时好些，能勉强参加工作，但每年几乎都要休息3个月。近两年来病情日益恶化，脑子里总有“枪毙”二字，老怕写出来成为一个反动口号。今年以来更严重了，洗手，怕此二字写在手上；洗脸又怀疑此字写在脸上；洗头怕洗到头上，心里十分痛苦，深怕写出“枪毙XXX（指国家重要领导人）”来，有时痛不欲生。医院的大夫说：“你绝不会写出反动口号。”我却总是不放心。
    还有一个怕，就是怕脏，特别怕尿，总怀疑脸上、手上有尿，怕脸上沾了尿会影响眼睛看字。因此，不停地洗手洗脸，有时要洗二三小时甚至六七小时，今年“五一”节白天洗至晚上九点多，还不肯离开水龙头，弄得全家无法做饭进餐。医院的大夫一再说明尿并不脏，我也不信。而且脑子里总有尿的观念，一接触水，洗脸洗手，它就出现，于是口中常常念“自来水”、“美好”等语，企图排除那两个强迫观念，但也无用。有时洗脸反复多次，就记在纸上加强印象，企图减少再洗的次数，往往也不成功。
    有时也怕眼镜上有尿，老是擦，擦几百次还不放心，有时用自来水冲洗，有时自己控制不住了，就让爱人帮忙拧手巾，洗眼镜。脑子里特别痛苦时就不想活了。去年 “五一”用脑袋撞墙，用拳头捶脑袋；今年“五一”也较严重。由于住房的厨房厕所紧挨着，中间仅隔着一堵墙，坐的马桶和厨房水管水池遥相对应，就以为尿会返回到自来水中，每次洗时更为紧张。组织上为照顾病情，将住房调换，厕所、厨房分开了，心情稍有好转。七月底至国庆前上了两个多月班。国庆后，病情又严重了，可能因赶发国庆重点节目工作累了，有一天审阅了七八篇稿子，甚至十篇，当时不觉得怎样，次日就有反应。孩子不太听话，也使我着急、生气。

我觉得我的病完全属于心理障碍。我是搞新闻工作的，得病前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写错字。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参加批判会，批判一个人的反动日记，听着听着，突然产生心理，障碍，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今后千万小心，别不当心写出反动口号。又如病前，并不觉得尿可怕，也是突然出现心理障碍，怕尿怕得不得了。从此怎么也摆脱不开，排解不了。
    我觉得我的思维障碍严重，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写错字，更不可能写出反动标语，可就是不放心，生怕万一写出来，而且怕得要命。又如明明知道手上没尿，但就是怀疑，控制不住，反复去洗。
    在多年的治疗过程中，我曾订过自我治疗计划，力求战胜强迫观念，但是只执行了几天，就成了一纸空文，执行不下去，这说明我的意志薄弱。多年的治疗过程中，医生都说我神经过敏，神经脆弱，做事没有必要地过分细心。
    我的性格内向，喜怒无常，特别容易生气，一点小事，我就可以生气几天，甚至气得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我想这都是我心理上的弱点。
    我还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多疑，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都容易多疑，怕写出反动标语和怕尿也是多疑所致，要是克服了多疑的毛病，我想我的病就会好了一大半，甚至全好

我的性格分析：
    我小时候聪明可爱，深得父母钟爱，学习成绩又好，深得老师偏爱，这种偏爱有时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我和同学发生矛盾，老师总是指责别的同学，对我却倍加安慰。这样，我从小就形成了骄傲的个性，很主观，自以为是，自尊心特别强，受不得一点非难和委屈。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说了我几句，我就生气，一天不吃饭，妈妈再三劝慰，到晚上才吃了几口饭，心里还气鼓鼓的。
    到了青春期，虚荣心也很强，听不得别人半点议论和非难。一听就生气，心里不舒服，甚至别人不是议论我，我也怀疑是议论我，心里就不痛快。
    我性格严谨、拘泥，忠厚老实，为人正直，正派，待人诚恳，对虚伪的及刁钻古怪的人很讨厌。我做事认真负责，不论是学习和工作都一丝不苟。也很刻板、固执，循规蹈矩，自我要求过高，总想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我的独立思考性强，从不人云亦云，自信心也很强，相信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我觉得不做出一番事业，等于白活一辈子。
    在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胆小怕事，有时也相当胆大，什么事都不在平，天塌下来都不怕。我特别神经过敏、多疑，又充满幻想，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得到世人尊重。
    我表里如一，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最讨厌心口不一的人。我个性特别强，心里有什么想法，就非按照做不可，别人怎么劝也不听。
    以上这些我觉得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是导致心理疲劳的原因。
    下面讲我的兴奋和抑制这对矛盾统一的情况：
    我是属于以兴奋为主导型的。我从小活泼好动，上学以后学习特别用功，不做好作业，不做好复习、预习，我是不肯玩的。工作以后，不完成工作，无论多晚多累，我也决不肯休息。平常容易激动，看了一部好电影，看了一部好小说，一个星期内都激动不已。爱想事，晚上睡觉前总要想好久，很难入睡。
    个性补充：中、小学时，由于学习好，老师喜欢，同学尊敬，性格十分开朗活泼。入大学后，由于组织劳动太多，影响学习，我很不高兴，总是闷闷不乐。性格内向，不合群。工作后，对我的工作性质不满意，也总是闷闷不乐。

我的惰性病理兴奋灶确实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神经长期紧张，逐渐积累，突然爆发的。
    我在中、小学时期神经也是紧张的，生怕学习不好，一遇考试心理就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只怕考不好。有时偶尔考试成绩不佳，就很长时间心里不痛快，自悔、自责。别的同学考试不好，满不在乎，在我就是了不起的大事。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事情别人觉得没什么，不在乎，我就觉得很严重。初中毕业时，学校保送一批同学上技校，开始有我，后来学校要留下我上高中，因为我想早工作，负担家庭，所以对此事就极为看重，几天急得不得了，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
    中、小学时，我成绩好，但也有精神负担，就是生怕考不了第一，落到别人后面，为人耻笑。这种精神负担一直都是很重的。
    上大学后，我抱负很大，决心成名成家，有所成就。不料正好遇上大跃进，学校老是组织学生劳动，工厂、农村、商店哪儿都去，光修海河我就去了五次。这种状况使我极为不满，认为耽误学习，发表了不少不满言论，受到学校批评。学校让我当团支委（我在中小学一直是班校学生干部），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担任什么干部团支委的，结果受到批评。因此，大学五年我长期闷闷不乐。同时为了补偿劳动浪费的时间，我就拼命挤时间学习，有时夜里一两点才睡觉，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一天到晚钻到图书馆和教学楼不出来。什么恋爱问题、同学关系等从来不考虑。我在大学就是这样长期处在紧张状态的。
    大学毕业后，我虽然分配了当时最好的工作（当时正是调整时期，各单位裁减人，大学生分配不出去），但我不满意我的工作，看不起记者，认为记者老是围着名人屁股转，太不自尊。工作一个月后，我要求调到研究单位工作，结果领导批评我个人主义，我不服，就和领导辩论，说他是形而上学。直到现在，我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几年来一直要求调动，但领导坚决不同意。这说明我二十几年的工作是不大顺心的。
    我在电台工作不到一年，领导说我个人主义严重，把我下放到农村，这对我当然也不是高兴的事。几个月后，又调我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一共搞了三年。四清工作十分紧张，每天只能睡3～5个小时，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后来我和一个工作队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常争吵，这也令我闷闷不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非常不理解，十分反感，特别对武斗、打人、虐待老干部十分悲愤。对社会秩序混乱也十分不满，这些事隐藏在心里又不敢说出来，因此心里十分苦闷。这种长期的苦闷、不满、紧张，到了1969年一次批判会上一下子爆发了。当时批判一个国民党员记反动日记（日记中的确有不少话是反动的）。听着听着，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以后千万小心，可别写出反动口号。这个惰性病灶形成以后，惰性极强。某医生反复对我说：“你永远也不会写出什么反动标语来，绝对不会，我以人格担保。再说，写了也没关系，你写，写出来，看会把你怎么样。”但我就是不信，老是怕。别的好多大夫也都是这么对我说，但我都听不进去，老是担心，结果至今没有去掉。
    再如怕尿，我老是不断地洗手洗脸，一洗几个小时，无论我爱人怎样劝说我都听不进去，劝多了我还生气，说：“你别管，我再洗洗。”接着又洗，洗的时候精神上特别痛苦，但是控制不住要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