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心理学心理咨询师在线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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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18)
2008-03-22 15:00:28 心理咨询电子邮箱3628900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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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存在的东西不知道珍惜，而一旦失去了才觉得宝贵。这是一种近于残酷的悲哀，曾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剧。为了不再追悔失去的昨天，使憧憬的明天更加现实，也为了使明天尽可能减少些遗憾，多一些美好，让我们珍惜今天吧！珍惜今天的健康，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工作乃至今天的痛苦，今天的一切……
　　在病中，我曾多次默诵过《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在有些人看来，这首歌表现了浓重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色彩。我认为除了把姣妻看作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一封建观念外，这首歌表达了一首豁达的人生态度。多少惊涛拍岸、威武悲壮的故事，都付后人的谈笑中。人可以有追求，去实现自我价值，但不要强求，不要把名利看得过重。
　　抑郁症患者战胜了自我，闯过了“生与死”这一关后，他获得了新生，他有了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是人人都有的，是离开了母体。降临人世；第二次诞生是抑郁症的痊愈，是心灵的新生。他在获得第二诞生后，将用新的视觉观察人生，用新的思维思考人生。他比常人多拥有了一次人生。
　　急性抑郁症给患者提供了一次“变化的机遇”。“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破坏作用”。（弗拉德里希·弗拉赫《神秘的潜力--论抑郁》）
　　在我考入公务后一年后，在我期待已久的调转工作完成后，抑郁症急性发作。病愈后，我才发现在急性抑郁症发作前，我已患了较长时间的慢性抑郁症（也称潜忧郁）。心情抑郁，易怒，犹豫不决，焦虑，缺少主见，缺少必要的冷静，做事对消极因素考虑过多，惧怕失误，过分注意个人得失。那时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忧患意识较强。实质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不够健康。
　　是什么原因影响我的心理健康呢？笔者在第四章中分析了自己的抑郁气质是患抑郁症的土壤。那么，我不健康的心理的幼牙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代。徐斌先生在《社会支持的心理效应》一文中指出：“有些研究表明，凡是具有自信心而能熟练应对应激环境，并在面对挑战时保持清醒头脑而正常操作的人，多数具有一个温暖、和谐、安全、幸福的童年。对宇航员的心理学研究指出，那结自信、适应能力强的人，都来自能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家庭。另一个对模范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与其他飞行员相比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在童年期有较多时间与其父亲共同活动，如钓鱼、制造用具等”。
　　我回忆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我恍然大悟，发现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动荡的、压抑的、无望的情绪下生活的。
　　电影《牧马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宾馆里，许灵钧在阅读《人民日报》，其父看到后说，我发现大陆人很爱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许灵钧接着说，在我们这里，国与家是分不开的。当我听到这段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看后几天，清晨醒时，每每回忆影片中的情节，泪水多次浸湿了枕巾。是啊，这些年国运和家运是紧紧相连啊。国家动乱，我家遭殃；国家兴旺，我家平安。
　　我从记事起，就有这种感觉：我好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着，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后，曾和我一起插队的一位知青朋友在看该剧时，边看边同他妻子说：“这个柯毕舟和我们青年点小侯一模一样”。
　　现在我所居住这座小城，在我22岁前，我的家是“三进山城”。在我三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从阜新的乡下搬入小城，全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还要不时寄钱给乡下的祖父。俗话说伤心莫过于无房。在第一次搬进小城的四年间，就搬了三次家。这些困难对于“草民”不算什么，平安即福，老百姓期望值并不高，然而，就这样低层次的要求也很难达到。
　　“文革”及“文革”前那段时期，中年以上年龄的人都比较清楚，在那年年代，家庭出身即决定本人命运，由于出身关系，父亲总是少言寡语，勤谨工作。如今的年轻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每当我看到这些父母对孩子进行望子成龙的教育时，都不胜感慨。我在念书时，父亲很少对我们几个孩子进行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的教育，反而告诉我们，不要总想有出息，七亿人口（当时我们国家是七亿人口）有几个有出息的。1957年“反右”后，有个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运动。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小城，回到原籍乡下。当时我才6岁，我问父亲：“为什么别人家不走，偏偏我们走？”“不要问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父亲不愿意和我多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另册”中的人。
　　在偏僻的农村，我接受了启蒙教育，上学时不满七周岁，刚上学半年，我就患了一场病，半年后才上学，所以我的汉语拼音没有学好，直到1978年准备高考时，我才把拼音彻底地自学一遍。
　　乡间两年的童年生活，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到北京天安门，讲到天安门前的柏油马路，在那个穷乡僻壤，别说是柏油马路，就是电灯、电影同学们也没见过。老师让我进一讲柏油马路是什么样的。下雨天，乡间的土路十分泥泞，给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说：“柏油马路就是下雨天光脚走在上面不沾泥”。同学们十分羡慕我走过这样的马路。
　　在乡间，我上学的年龄是较小的，个子又矮，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人民公社去劳动。那是刚上二年级不久，一次学生们去捡地，班主任吴老师为了照顾我，把我留下扫地，由于那天劳动的地方距我们家所在的村较近，同学们捡完地就直接回家了。这时老师对我说：“别着急，老师送你回家”。老师送我四里多路，还差一里多路时，从后面赶上来一位老乡，老师委托他把我送回家。秋天天黑得早，我估计吴老师到家时会天黑的。那时，我们的吴老师她才20多岁，路上她会害怕吗？分手时，我不时回头望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二年轻转学回沈阳后，再也没见到我的启蒙老师--吴老师。
　　那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当时公社动员投资。投资本是当事人在自愿条件下的一种民事行为，然而一执行起来基本就是强制的了。那时我家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伯父家哥哥花27元给买的一台闹表，而在那贫穷的小村就是希罕物，当然也列入投资之内。村干部到我家拿表那天，我哭闹着不让拿。妈妈告诉村干部一会她想办法给送去，干部们才走。后来，可能在投资上纠“左”，公社把闹表给退了回来，但村里也没有退给我家，而是留在大食堂公用。1959年末我家又搬回小城前夕，母亲才向村干部把表要回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的财产的所有权”。有时，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行政命令又不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千百年来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产生的“均贫富”小生产意识根深蒂固，别人家没有表，惟角你家有表，上级给退回来，也不能还给你们，所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解放的口号，真正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
　　升入初中后，我的思想逐渐成熟，但思想包袱也渐渐地重了。担任班干部、入团这些事几乎与我无缘。我们这些人经常受到的教育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起来冠冕堂皇，实质是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歧视。那时我总有一种“天生的罪人”、“无罪的罪人”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血统论”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我们这些人冠之为“黑五类”子女。“文革”初期，学校的走廊中贴着一幅这样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每当我看到这幅对联时，所受到的压抑和刺激是难以言表的，更使我们难堪的是在对联的空白处贴着三个大字“鬼见愁”。我们这些人不准参加红卫兵组织，去外地串联受到限制。1966年10月“三秋”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全校大规模的“革命大串联”开始，“红五类”出身（即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外地串联不受任何限制，而“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否可以串联要由各班的“文革小组”决定。一部分天生的“红苗”就可以决定一部分天生“黑苗”的命运。我“幸运”地被班级“文革小组”批准可以串联，但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到了组织串联时，没人愿意和我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一组，想出去串联的希望成了泡影。
　　两天后，一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他性格孤僻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这样，我和另外一个“成分未划”的同学找到了他。我们三人一起到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介绍信上分别写上了我们三人在成分：a.工人b：未划c：富农。当我去那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做串联的准备时，他的姐姐拿着介绍信端详了好长时间，对她弟弟说：“你们三个人一组不行，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小”。我是含着眼泪离开他家的。一路上觉得天空充满了阴郁和昏暗，我患抑郁症时的感觉和那时极为相似，躲在家里不出屋，很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
　　几天后，有两个较早出去串联的同学回校了，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成分不好不敢去”。他俩说：“没关系，出去谁也不认识”。我们到来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当时，我试探地对开介绍信的那名高中学生说：“把我们的成分写到存根上行吗？”那名同学十分理解地点点头。这样我们的家庭成分没有写到介绍信的正文上。这位同学的名字至今还铭记在我的心中。大串联结束后，我索性不去学校了，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
　　1968年，66届、67届、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一同被赶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自那时下乡到1975年返城，在农村我度过了8年的蹉跎岁月，在那段近似于“劳改”的岁月，招工、参军、入党、上大学这些事都与我无缘，好多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于连参加会议的权利都没有。记得刚下乡不久的一天，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会后，请贫下中农留下开会。当时，我没有出去。我认为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识青年，应该留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出去呢？这时，一位负责治保的干部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你不能参加这样的会”。在那个年代，他能这样做，也算是给我面子了。当我扛着铁锹和“另册”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们一起下地时，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在我下乡一年后，我的家又一次被送到渤海边上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在我送家人下乡那天的一件小事，我多次讲起。半夜，我们下了火车后转乘汽车，我是抢先上的汽车，当时心情十分不好，索性把眼睛一闭，我仿佛听到身边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但我不愿睁开眼睛，有一种对现实的敌视。客观地说“文革”前的17岁，我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健康的，有理想，懂得爱，明辨是非。吴老师用行动教育我爱人、关心人。在乘车时，遇到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每次都让座，在大串连的日子里，占到座位后，都和身边素不相识的同学换着坐。我多次用这个例子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们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的积极作用。
　　含辛茹苦的8年蹉跎岁月结束了，不公平的命运又把我送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尽管通过奋斗调入某机关，但还是“另册的二等公民”，这个帽子我戴了14年。这14年中，国家干部应享受的权利基本和我无缘，而应尽的义务则是同样的。多年来，不公平的命运，坎坷的经历，备受压抑的环境，可能是形成抑郁心理的外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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