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些不必要的话去问别人，连续不断的去问，问好几次。明知是废话而非问不可，不问心中就烦躁异常，坐不下来。回家后没有坐立不安的现象。不料5月，病人从上午九点多出去到晚间六时才回来，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看电影。连续出去几天，家人认为奇怪，再看她回来时大汗不止，人要倒的样子。再三盘问，才说出是在街上的小百货商店看商品，将一家的商品记入本子上，打烊才回来。后来又去找别的行业商店，记各种商品的名称和价格。问她这样做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益处，回答说不知到底有无益处，就是要上街看、做纪录。所幸时间不长，就几天，即自动不上街去做那商品纪录。在家打毛衣时，要数针数，发现数字不符就拆掉重打。如此打了拆，拆了打，经过几十次，一件毛衣才能打成。过一段时期后，一次到联合医院去，遇见一位医生先是未穿白衣，后来又穿上了，当时就问这位医生什么原因。医生告诉了她的原因。可她回家后，思想仍搞不完，又去该院找那个医生，问了几遍才回家。好几次到医院去拿药，拿到药出医院大门不远，复行回头再找医生补充几句话，其实是不必要的废话。少则两次，多次四五次。回家又想起一大堆事，就动笔写，一写就是四五张，写好叫她母亲到医院送给医生。她母亲刚出大门，她就随后追上去，说还有几句话写漏了，要口头加以补充，并且说要有回条她才放心。有时去病区找医生讲几句废话，向外走几步又想起还有话要说，于是回来再找医生说完了，刚出门走到半路上又想起，于是就在医院外等医生下班，为了说几句话。在家不断的写东西，日以继夜地写，准备送给医生。这样一来饭也吃不下了，夜间也睡不着。到医院拿药见到医生或者其他的人提的包，上前问包里装什么东西，非等人家答复才让人家走。

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已，1981 年1月第三次住第四病室。住了几个月一点进步没有，夜间睡不好，坐立不安，尤其是强迫性病症格外严重。每天要提些新内容纠缠医生和护士。其实都是不相干的废话，别人听了当然就厌烦。同时还要不停的写。当天医生与护士同她讲的什么话及其他病人同她讲的话一一写在本子上，满脸愁容，眼皮向下，走路抬不起脚步子很小且慢，每天只能吃二三两饭。后来又服了进口药，一个多月仍未见一点效果。有时稍为好点，医生认为难以治愈，催促病人出院。于六月十九日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后一个多月当中未出房门，将在医生所写的很多字条拿出来看，字迹不清楚，有些地方她自己也不认识，叫她爸重抄一次。遇到看不清楚所写是什么话，用脑筋死也想不出来，就发急，情绪紧张，满身颤抖不已。有时哭得要死要活的，每天都是如此。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好不容易将全部字条抄写完了，以为可以安定一时。岂知她开始在本村七八幢楼房，挨家挨户问窗户关了没有，用笔记在本子上，先是白天去问，后来晚上有时也楼上楼下逐户问情况。对年岁较大些问退休没有，几时退休的，吃饭是哪个做的等一情况，遇到一般年龄的人，问他在何单位工作，上的是什么班，反复的问，不停地问。后来专对一个男青年问，他上什么班，吃饭在哪里，吃的如果带的，带些什么菜，业余做什么事，对父母有没有津贴钱，吃水果多不多，吃哪些水果，衣服上身有几件，下身有几件，是什么颜色的等等情况。她自己去问的次数多了，就逼着父母去问。不但在白天，在晚上深夜只要她出门非去问不可，不去就闹得不安宁。如此日夜不停的烦扰邻居，不是问这就是问那。跑了一个多月时间，每天不知淌了多少汗水，要换三次衣服，非闹得筋疲力尽才停止外出。至九月底就再不出门了。在九月最后几天曾跑至孝陵卫两次。有一次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来。这天她有个同事偕爱人来看她，后来这个同事离开我家。她想到来看她的女同志穿的裤子是什么颜色，就追上去，在路上追到了问过了话，当即转来。岂知她又想起来别的，一早起来就跑到这个同事家。在他家翻箱倒柜看所有的东西。午后她母亲去找她，才将她带回来。她为了打毛线衣，有些搞不清楚，就写信问她大嫂。第二天给她回信，看过信后，当晚又去面询。及到第二天再去，她大嫂已上班，她就到厂里找她，后来由厂里用吉普车将她送回来。有一次看见邻居女同志穿的裤子，她要问什么料子。人家刚离开，她就追上汽车去问清楚后才回来。有一次邻居晒衣服，她去看，将衣服一件件记在本子上。有一家桌上铺的台布上面有花，她在窗外用笔模仿，被太阳晒的满头大汗，她也不顾，站了四五个钟点才回来。从十月起，开始用尺量写字柜、抽屉面积，求总的需要多少材料。在复量时，发现前后量的数字不符，就发疑心。这样一来，就量之不已，由早量到晚不停。饭也不吃，觉也不睡，闹得情绪非常紧张。双脚跳，哭寻短见，愿死不想活。这样闹了几天，后来就慢慢消失不再量了。想找毛线衣，要看样子，就将她母亲一件毛线衣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要数针数，一不清楚，结果将这件毛线衣拆掉。拆掉后合成几扎就用秤称，发现前后两数有出入，就称之不。，一直称了一夜，她人累得受不了，才不称。后来她又想到打毛线的事，出门想找人问，出门遇到一个看工地的男性工人，就指着另一个女人说，你懂得帮她忙，教她吧。说完这话后，各人分开，她突然想起自己会打，不需要人指教。她想将这句话告诉那个看工地的工人，听一个人说他住光华东街，于是一人就跑上山到光华东街去找，结果未找着。回来后，拖她爸再同她去找。她爸年岁太大，不能爬上山，未能同她去。她出去遇到同她讲过话的女人，盯住问，这个女同志被她问得没有办法，就坐在我家同她谈话。结果谈通了，就让这个女同志走了。这件事结束后，接着到处查点家里有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几时买的，一一要记下来。回忆往事，叫她爸也用笔记下来。后来发展到家里人说话也要记，东西响动也要记，最后弄得不许家人说话。这种现象，两三天才消失了。后来，看毛巾上的花和脸盆里的花，一看就要看很长时间，不断的看，反复的看。有时睡到天尚未亮就起来，拿面盆盯住看，后来又看窗帘布上面的花，同时又看盖的棉被上面的花，有时连续看二三天，晚上也要看，甚至能看一个通宵。时间看长了，情绪就紧张，全身颤抖得厉害。这样一来，药一点起不到作用，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必致累很了，才停止看。所谓三日好两天歹，她自己明知这样看于身体无益，没有好处，可是头脑无法控制，一到病态就非看不可，无法阻止她。

本案病情漫长，症状明显。通过本病案，有这么几点启示：

一是正确的诊断是有效干预的前提。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 逐步树立医学-心理-社会的诊断治疗模式，对一些与心理相关的疾病要有心理学的视角，才能不单纯地从生理医学的角度看待疾病，避免进入诊断和治疗的误区。本病例中病人多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经受了住院和药物治疗,并几乎要送入精神病院，给病人和家属带来沉重的压力。但在现实中，这并非个别现象。有很多强迫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往往最先求助的精神科门诊，而没有心理学视角的医生往往从精神病学的观点出发，诊断为精神障碍，因此让治疗走了弯路，使病人吃了很多冤枉的苦头，反而让病情越来越重，甚至使病人和家属丧失了信心和希望。本病例在鲁龙光教授的正确诊断下，确定为强迫症，才使治疗步入正轨，开始出现柳暗花明。

二是家属对待心理病人的态度，要把握合适的“度”。心理疾病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环境可能使病情迁延恶化，也可能使病情好转康复。因此，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家人的态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家人既要给予病人足够的关怀和温暖，在治疗上给予全力的支持，积极配合医生，做病人康复的坚强后盾。但也不能过于包办，一味地迁就病人的愿望，满足病人病态的需要，这其实是在帮助病人逃避现实。如本例中病人的母亲三番五次替她去问医生，病人的父亲替她抄写记录等，都并非一种非常恰当的做法。作为家人，应该勇敢地帮助病人去面对困难，而不是相反。亲友在病人患病时，都希望病人能够赶快好起来，为了治疗一切都可以付出，病人被当作特殊的优待对象，大家都很顺从她，都为她忙碌，她的需要都尽量的去满足。而在很多时候，顺从和满足也许并非是最明智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把病人当作正常人来看待，这样才能减少病人的逃避理由。

三是对于备受打击、挫折，濒临绝望的病人，信心的支持是第一步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医生的一句“能好”，就给病人处于黑暗之中的心带来了曙光，燃起了希望，调动了治疗的动力。

四是病人强迫行为非常严重，心理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怕”字明显，遑恐不安，因此要先处理其焦虑的情绪，稳定她的心态。通过建立对医生信任的关系，温暖的话语等使她感到安慰。所以，医生的态度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是病人逃避现实严重，这里面既有家庭的因素，也有性格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心理治疗中重要的是改变其性格因素，要鼓励病人积极行动，克服“怕”字，与“怕”字作斗争。特别是要让病人生活过得充实，生活有目标，让她忙碌起来，在行为中改变，在实践中改变。正如这个病人，随着病情的康复，能够逐渐承担一些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