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先生是位二十二岁的大学生,在一次校园暴露事件遭逮捕后住院。他惯于在女生宿舍停车场中,坐在自己车内,将生殖器露出来。女学生经过时,有些人会望向车内、反应震惊,而这使他兴奋不已。在他短期住院期间,S 先生同意开始心理治疗,但基本上他是不情愿的。他告诉他的治疗师,被逮捕及住院的难堪与沮丧就足以防止他再犯,他宁可在治疗中讨论别的问题,诸如他自尊的问题,还有无法在学校专心请书。
当恋童癖发生于乱伦关系中,家族治疗照惯例是整体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典型的例子里,母亲也是乱伦的同谋,因为父女(偶尔是父子)性关系昭然若揭,她却睁一双眼、闭一只眼。这些母亲多半在成长过程中,同时扮演父母亲一般的角色,也就是亲职化的孩童(parentified child),在孩童时从未得到她们所需要的关照,因为她们太忙于照顾双亲和手足。她们倾向于嫁给高度需求的、依赖的男性,以延续她们照顾他人之习性。因长期感觉被忽略,这样家庭中的母亲很可能对养儿育女的态度犹疑不定,孩子出生后,她可能感受到排山倒海的压力,并因此忽略她的先生。当母亲、父亲之间愈来愈疏离,父亲因而转向孩子之一(通常是长女)寻求呵护,导致第二代重复在成长过程中同时扮演父母亲角色之模式。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她有扮演母亲角色的职责,当其中一部分的任务是满足父亲的性需求时,她就可能牺牲自己的需求与权利,屈服于他。她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事实上,乱伦案例的家族治疗经常显示,受害者会保护加害者,并持续忠于加害者。要仔细注意这些家庭动力,家族治疗才能生效。要认可并尊重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忠诚,若能将焦点摆在父亲对建立关系与情感连结的需求,而非着墨于性或性倒错,这也多有帮助。往往乱伦受害者会说他们在原生家庭里,唯一曾感受到的温暖就是来自父亲。治疗师也必须同理地探讨母亲在情绪资源方面的匮乏,并且强化她的自我效能。治疗师若采取找出凶手、惩罚坏人的策略来处理这一家人,将会遭遇巨大的阻抗——家庭成员将会“团成一圈,抵御外侮”(circle the wagons),以逐出不懂得尊重家庭系统内在平衡的外来攻击者。
T 先生是位四十一岁的教师,多年来广泛地涉足恋童癖性行为。当医院工作人员坚持T 先生一定要在病房聚会中提及其骚扰儿童的行为, T 先生顺服地照做,但陈述的方式让在场没有任何一位病人批评他。他先说他爱小孩,并关心美国的未来,他长篇大论地谈及他对自己两个女儿的爱,而且担忧此次住院可能影响女儿。他承认和儿童的性行为,但说来让人觉得好似无伤大雅。他解释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小孩进行性行为,而且他宣称,事实上,他所有的受害者都很享受与他之间的身体接触。他使用像“抱一下”或“碰一下”之类的字眼,并且坚持这些行为总在表示友好的情境下发生。在他叙述完这些事情后,其他病患都相当同情他。负责主持聚会的精神科医师询问是否有人对T 先生的行为感到震惊或反感,结果没有人表示有这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