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在2006年颇受各级政府、民众的关注和热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迪纳与同行着手建立“国民幸福指数”。他们认为，这一指数同GDP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何谓“幸福指数”，为何将其作为一项软指标来衡量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又应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幸福指数”？近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成都市社科院陈伯君副院长、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陈家泽副所长。

    幸福是什么？愿望的实现还是价值的实现？

    记者：去年底，深圳市政府委托该市社科院制定了一套文明创建工作评价体系。其中，诸如“城市文明指数”、“幸福指数”的参考指数已作为评价该市和谐程度的依据。随后，北京、西安等地掀起“幸福指数”旋风，幸福感及幸福指数一时成为民间、学界和政府的热门话题。为何会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

    陈伯君:“幸福指数”今天出现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将对整个社会价值结构、认知结构变革产生积极影响。人的奋斗究竟为了什么？经济的增长究竟为了什么？在GDP崇拜的驱使下，人的奋斗和经济的增长都可能迷失自我。比如，一个人，名有了，位有了，钱有了，却可能因为在追求到名气、地位、金钱这些东西后落得众叛亲离，很不幸福；比如，经济增长了，物质丰富了，却可能因为物欲横流、机会不均、分配不公而出现如美国20世纪初那样的“垮掉的一代”。所以，强调“幸福感”，可以矫正人的行为的价值观、认知观；强调“幸福指数”，可以矫正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从“以人为本”到“幸福指数”，使“人”的核心价值放在了更加突出、更具有现实性的位置。

    陈家泽:在传统经济学概念中，我们大都用收入水平作为衡量国民水平指标的满意程度；而在现代经济学概念中，生活质量成为一个新标准，它可以反映出如生态环境、个体幸福感等软指标。所以说，“幸福指数”实际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其实质又落实在我们党执政根基的问题上，这对社会进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记者：幸福指数测评的是人的幸福感？对于幸福，古希腊梭伦认为“幸福”包括5大元素：财富、年龄、健康、婚姻、人格。你们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陈家泽：幸福与美学有极大的相似处，它是主观建之于客观，是因参照系数不同而各异的个体感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幸福=效用/欲望。在他们看来，幸福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在马斯洛需要层次和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自我决定理论：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所以，幸福感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感，它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陈伯君：我并不认为幸福有这5大要素。如果有财富就幸福，那一个腰缠万惯却亡命天涯的逃犯会幸福吗？如果年轻就幸福，那老年人的幸福就少吗？如果身体好就幸福，那残疾人就没有幸福吗？如果结了婚就幸福，那选择单身的人就没有幸福吗？至于人格，哪类人格又没有幸福呢？我更认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和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幸福就是愿望的实现。因而幸福仅与需求和实现程度有关，由此涉及幸福的层次和价值问题。

    幸福能测量吗?怎样建立幸福模型?

    记者：据相关资料报道，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使用一种方法来计算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到底幸福能不能被测量？

    陈家泽：虽然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幸福感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幸福感又是“客观”现实在心理体验上的一种折射。由于这两个“客观”，幸福感就可以有相对的客观标准和尺度，理论上讲可以构建幸福度的测评模型，计算出“幸福指数”。

    陈伯君：我们要先弄清楚幸福指数既是相对、也是绝对的涵义。幸福指数的相对性是指仅针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设定的幸福指数。这样的幸福指数模型不能用来测评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幸福指数的绝对性是指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可行、都认可的指数。相对性的幸福指数，是可以被测量的。但不能以一个相对性的幸福指数来代替绝对性的幸福指数。而绝对性的幸福指数，带有普世性的终极价值，那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能够构建的幸福指数测评模型，只能是相对的，逐渐接近终极价值的模型。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所以，你说的这种幸福模型，是可以避免由于测量工具不同而导致结构不同的缺陷。那么，这种较为通用的测量工具有何标准、尺度？

    陈伯君：所谓幸福模型，由测评内容及测评内容的权重所组成。如何设计测评内容及测评内容项的权重，取决于幸福指数设计者的价值取向。是为了促进社会更快发展、更加健康呢？还是相反。如果是为了社会更快发展、更加健康，那么，他选择的测评内容及测评内容的权重就会以能够促进社会更快发展、更加健康来设计测评内容及测评内容的权重。测评内容影响幸福的价值，测评内容的权重影响幸福的层次。

    记者：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幸福指数建立的障碍？

    陈家泽：首先，在于人与人之间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其人生观、价值观对个体发展具有相当影响。譬如，从60、70年代一支成都民谣“眼睛一眯，收音机；嘴巴一扭，回锅肉……”，我们可知道当年人们“幸福感”的表达；到现今“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等等，这些都可看出人们对物质财富拥有的欲望、渴求。应当说，幸福感是游弋的、发展的、变化的，与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关系密切。其次，其障碍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这也使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价值感受、差异，使对幸福感的客观测量很难具普世性。

    如何建立认可度更高的幸福指数?　

    记者：应当如何着手建立一个认可度更高的“幸福指数”，具体途径？

    陈伯君：我认为，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参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构建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由此构建的幸福指数测评模型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第二，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同需求层次设定不同权重。最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度的权重最小，最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度的权重最大。由此构建的幸福指数测评模型将有利于激发人的进取精神和形成更加健康、更有意义的价值观。幸福感等于满足除以需求。满足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幸福指数必将对整个社会价值结构、认知结构的变革产生积极影响。应将其向其他领域扩展，成为社、文、政建设四位一体。要知道，人的幸福感并不像经济那么单纯，它涉及面广，得到公认、认同指标体系具有更大领域。

    陈家泽：在科学发展观取代GDP考核社会发展的指标后，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幸福指数表达政绩、异化、负面影响。也可能导致县乡镇的非科学态度以及感受表达。建议用NGO形式进行测评，建立科学测评体系，这样可帮政府表达数字，以达到公平和宣扬，也可大力发扬社会中介机构。

    陈伯君：其实，我倒并不认为官方机构主持的幸福指数测评就一定会产生异化的、负面的影响，社会中介机构主持的幸福指数测评就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我看，一些所谓权威机构对幸福指数的测评结论也荒谬透顶。幸福指数的测评结论能不能被广泛接受，完全取决于如何构建测评内容及测评内容的权重，取决于这个测评模型是否顺应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取决于是否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至于官方机构主持幸福指数测评会不会产生异化的、负面的影响，取决于官方的公信度。如果公信度低，测评结论完全可能是表达政绩的欺上瞒下。如果官方的公信度高，拥有信息量大的优势，则测评结论可能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