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治疗法存在主义治疗法的限制与批评
　　存在治疗法最受人垢病的地方是，它缺少对原理原则及心理治疗实务做系统性的陈述；此外，它也经常被批判缺乏严谨的方法。有些人认为，它的语言与概念神秘不可测，而有些人则指责它没有科学方法的根据。那些重视科学证据的人认为，它的观念必须具有实证基础，定义必须是操作型定义，假设必须可以验证，而治疗的实务也须以谘商过程及结果的研究作基础。
　　某些存在治疗者主张墨守存在取向，他们往往采用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会心对话（dialogic encounter）、真诚性（authentic-ity）和存在世上（being in the world）等等含糊且笼统的术语，来叙述自己的治疗风格。由於缺乏明确性而常令人迷惑，也使得指导有关针对存在治疗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产生困难。
　　依个人之见，另一项存在治疗法的缺点是，它的许多概念均过於抽象，很难应用在治疗实务上。实务者如果不具有哲学基础时，将会发现许多存在主义的概念陈义过高且过於艰涩。而那些发现自己倾向於这种哲学的谘商员，一旦尝试将之应用於实务上，往往会不知所措。如同我们所知的，这种方法强调了解当事人的世界为第一要务，其次才是技术的掌握。其实，这种取向所衍生的技术很少，最后实务者在治疗过程中必须发展自己的程序步骤，或借用其他治疗学派的技术。
　　哲学性的洞悉并不完全适合各种当事人。因此，存在治疗法可能不适合用於治疗严重困扰的人。然而，莱印（R? D? Laing， l965， 1967）却以存在的观点成功地治愈了精神分裂的病患。从莱印所得到的正面结果，显示存在主义治疗者可以帮助所有的病人。实务工作者可以利用符合此一取向的人性化方式去辅导当事人，同时亦可采取某些更主动及指导性的介入方法，来适应不同当事人的特殊需求。梵德生史密斯也指出，她的实务工作大部份是在精神病院里辅导精神严重困扰的当事人，她的经验告诉她，即使是非常退缩的病人也常会挣扎於一些基本的生存主题。对她而言，治疗的艺术就是将复杂的哲学理念转化成简单而基本的想法，使当事人能够抓住吸收（personal communication， January 6，1993）。
　　多元文化谘商的限制
　　存在治疗取向应用到多元文化时会产生一些限制。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对存在主义者的常见批评，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所有的改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然而，弱势族群的当事人可能因为文化的不同而极少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常会感受到他们的环境使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并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向，他们对於种族歧视、偏见、差别待遇及压迫等外在的现实情况，也不抱着什麽期望。当他们变得必须去改变外在世界时，他们可能体验到一种深沈的无力感与挫折感，尤其在一个具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中更是如此。有些多元文化专家指出，治疗实务要期其奏效，必须谘商员介入某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以改变那些造成当事人困难的因素，而不只是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处境负责。谘商良好的开始是，探索当事人无助与无希望的感觉，最终进而寻找一些方法来克服他所受到的某些限制。过程中重要的是，谘商员应仔细倾听当事人，并进入其知觉世界。治疗历程最好是依当事人的特殊目标与价值观来引导，而不是谘商员的偏好。
　　即使我们受到环境限制，但仍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自由。存在取向的谘商员可以考虑限制选择的社会化因素，同时也可以鼓励当事人找出他们能改变情况的方法。对有色人种进行谘商时，处理他们的生存问题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当事人可能的主要问题是源自安全及生存的需求动机。他们渴望能使用有效的教养子女技巧、学习如何来因应住屋危机，或者寻求协助处理失业问题。若谘商员仅一厢情愿地告诉当事人他们有自由选择更好的生活，可能会导致他们感到被呵护，并误解了谘商员的意思。假设治疗者愿意处理的话，这些真实生活的问题可以是谘商上很好的重点。
　　存在理论当中有一项限制是，高度集中在人能自我决定的哲学假设上，这并未考虑许多有色人种的弱势族群成员心中复杂的社会认同感。因为许多文化并不赞同此一假设，因此只谈论自我与自我决定，而将社会网路的背景因素切断，对这些当事人而言是不太可能的。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当事人无法从谘商员处得到指引。弱势族群的当事人很可能期望自谘商员处获得处理问题的答案，且希望对眼前的问题能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至少得到专业性的建议。虽然藉由晤谈及被了解的机会，可舒缓他们的心境，但他们仍很可能期望谘商员能「做」点什麽事，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情况。对以存在为取向的谘商员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提供当事人一个具体的方向，而又不忽略去谈责任问题。虽然谘商员提供给某些弱势簇群当事人的具体方法与存在取向理念会产生不一致，但谘商员仍可尝试去了解当事人的世界，同时协助他们采取行动，即使此一行动只是改变的一小部份而已。

　　个人中心治疗法卡尔罗杰斯简介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l902一l987）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言人，所过的生活正好反映他已经发展了半世纪的思想。作为一个人及一位心理专业者，他均以一种质疑的态度，对改变有深度的开放，有勇气进入未知的领域。在谈到他早年的生活时，罗杰斯（l96l）回忆说，他拥有的家庭气氛可说是亲密温暖的，但是也受到严格宗教教条的约束。游戏不被鼓励而新教的道德则受到赞扬。他的童年非常寂寞因此他以寻求学问来替代社交上的空虚。
　　大学时代，他的兴趣及主修课程从农业转到历史，然后转到宗教，最后转到临床心理学。
　　一九六四年，他在加州拉吉拉（La Jolla， California）的「西部行为科学协会」（Western Behaviora1 Sciences Institute）就职，在那里，他帮助一群想要增进人际关系能力的人，并大力推动一九六○年代的「会心团体运动」一九六八年，罗杰斯在拉吉拉与一些同事建立属於他们自己的「人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ies0f the Person）。
　　在一个访问中，罗杰斯被问到，如果还能与父母交谈，什麽是他最愿意让他们知道的贡献。他回答道，他不能想像与其母亲谈论任何重要的贡献，因为他确信她会有一些否定的批判。有趣的是，罗杰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如果就诊者要改变，就有必要去觝听与接纳非批判性的意见（Heppner， Rogers，＆ Lee， l984）。
　　罗杰斯因创建并发展心理治疗的人本运动与领导研究，并影响着心理学的相关领域而获得全世界的肯定。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将个人中心取向的观念应用到政治上；他训练政策制定者、领导人及冲突对立的党派；而他最大的热情乃在於减少人种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并致力於世界和平。因此，在他去世前不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一九八七年他因跌倒而挫伤腰椎，手术很成功；但是在手术完的那一夜，却发生心脏衰竭，几天后他便与世长辞，诚如他早先所希望的「永远要用自己的脚站起来，并且向前看」（Cain， l987a）。在他所写的一些回顾里，罗杰斯说八十五岁是他生命中最好的阶段，好的超过他所能想像与预期，他说：「我不知道什麽时候会死，但是我知道我在八十五岁有一个充实且精彩的人生。」（l987b， p-l52）
　　肯恩（Cain， l987b）曾在着作中评估罗杰斯对世界的影响，他写到：罗杰斯在扮演治疗者、作家及其私人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同一个人，当他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对不同的人时，他都能服膺自己的理念。他对人们的信心深深地影响自己理论的发展以及他和别人的接触方式。罗杰斯了解自己，和谐一致地遵行自己的信念，而且毫不虚伪。依肯恩的看法罗杰斯本人便具有完全发挥功能的人格特徵，他毫不畏惧地采取强烈的观点以整个专业生涯向传统信念挑战。

　　个人中心治疗法历史背景
　　当事人中心治疗法奠基於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可说是上一章所探讨存在主义取向之一支。罗杰新的基本假定是：人在本质上是可信赖的，人有不需治疗者直接干预就能了解及解决自己困扰的极大潜能，只要能投入治疗关系中，他们就能朝向自我引导的方向成长。从一开始罗杰斯就强调治疗者的态度、个人特质以及治疗关系的性质是治疗过程中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他一直将治疗者的理论知识与技术置於第二位。
　　个人中心治疗法的发展可分成四个阶段（Zimring＆ Raskin，1992）。第一阶段在一九四○年代，他发展出所谓的「非指导性谘商」（nondirective counseling），对抗个别治疗中传统的指导性精神分析取向。他的理论强调谘商员在於创造一个自由与不具指导色彩的治疗气氛。当他向「谘商员懂得最多」之基本假定挑战时，曾引起极大反弹。他也驳斥深为一般人接受的治疗方法之有效性，诸如：劝告、建议、指导、说服、教导、诊断，以及解析等等。基於他的信念，诊断的观念与程序是不恰当的、有偏差的，以及常常被误用，所以他将这些都摒除在他的取向之外。非指导性谘商员避免与当事人分享太多关於自己的事，而将大部份的重心放在反应与澄清当事人所表达出来的语文与非语文之沟通讯息上。在第一个发展阶段里，强调的重点是谘商员应接纳当事人所表达出来的任何感受，而核心技术是澄清这些感受，目的在於从这些感受中获得洞察。
　　第二个阶段在一九五○年代，《当事人中心治疗法》（Client-CenteredTherapy）一书在此期间内出版。取名为当事人中心是强调该治疗的重心在当事人身上，而不是那些非指导性的方法。在此阶段里，强调当事人主观世界的重要性。罗杰斯假设说，要了解人的行为，最好的方法是从当事人的内心叁考架构入手。他更明确地强调人们自我实现的倾向，视之为导致当事人改变的基本动力。罗杰斯同时构筑其假说，指出导致改变的充分与必要条件，并视为促进疗效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如果谘商员能提供一种孕育促进的气氛，当